谈判交涉，赵佶与赵桓爷俩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与二帝一并随同与萧唐商议的臣子里面，似乎大多人也都是心存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念头，倾向于接受萧唐的提案。
何况萧唐所提出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朝廷下诏赐予萧唐做为抵御金军侵境的戎帅，具有自设帅司府署的权力，并且根据战事的需要，可以于收复金军侵占区域后自行设立官署和官吏；
第二，财政、军功、军事决策指挥上，设立的帅司府署不必受朝廷节制，且北面金国外患涉及到中原江山生死存亡，与宋初时节朝廷敕命戍守边疆的折家将门内屏中国、外攘夷狄的情况相似，萧唐不但可以自行任免帅司府署治下的官署幕僚官员，朝廷亦不可无端再将帅司府署设下的官署再划属为治下的府衙；
第三，宋廷起先或是用于赔偿求和，或是金军于东京汴梁所掳掠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巨额钱粮、文籍舆图、宝器法物、战马军械......等所有俘虏物资，无论是返至汴京时用于周济灾民，亦或者做为义军军资，也皆由萧唐所部兵马全权处理。
萧唐所提出的条件，无外乎就是让朝廷承认自己就所统领的义军可成立与汉魏门阀、唐朝藩镇、日本幕府都有许多类似之处的自治势力。实则于正史中康王赵构南逃建立南宋政权后，便曾下诏称：河北招抚、河东经制及安抚等使皆得辟置将佐官属，行在五军并御营司将领亦辟大小使臣，诸道郡县残破之余，官吏解散，诸司诱人填阙，皆先领职而后奏给付身，于是州郡守将皆假军兴之名换易官属......因与金军战事频发而不得已扩大了于前线作战的宋军主将府署的军权职能、便宜置吏等权限。只是因苗刘兵变、淮西军变等事件影响，赵构又开始倾向于和金国议和，而愈发忌惮武将拥兵自重，又开始剥夺岳飞、韩世忠、张浚等各路抗金主帅的兵权，朝廷武将于南宋初期略显提高的地位，到底还是被打压了回去。
只不过萧唐向赵佶、赵桓索要的帅司府署自治权限，却是朝廷不能说罢免便能轻易罢免的藩镇体系。
比起与那些得寸进尺，欲壑难填的金军鞑虏谈判，萧唐开出的这些条件已极是公道合理了，赵佶与赵桓自是喜出望外，又哪有不允之理？而二帝虽然昏庸，随着他们一并与萧唐乃至萧嘉穗、许贯忠、李助、朱武、柴进、晁盖等几员头领交涉的那些臣子可不是因形势急迫而头脑发昏的庸才，其中也有人意识到了朝廷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也就相当于允许萧唐非但再不会是与宋廷势不两立的反军寇首，甚至可以像大唐藩镇节度那般合乎法理的扩展自己的私人军队和国土，名义上隶属于朝廷，但是可以不服从官家的调遣，而且倘若对金国的战事进展顺利，实际上已足够的条件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
然而赵佶、赵桓此番钦点带挈前来与萧唐交涉的朝臣，其中并没有以性情刚烈偏执而闻名的强硬派文臣。似乎也是生怕在这个节骨眼上再触怒了萧唐，所以能坐在谈判桌上的臣子，大多还是以先前于金军兵临汴京城下时朝中的主和派，其中也有一个引起了萧唐的注意，那人便是别号龙溪居士，如今官居资政殿大学士的宇文虚中。
只是虽然这宇文虚中先前也是力主朝廷向金国议和，认为可以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条件促使敌军的主和派之一，可是萧唐也很清楚他绝非是那等鲜廉寡耻，为求自保不惜割地赔款、对外寇卑躬屈膝的软骨奸臣。因为先前也正是这宇文虚中上书极力反对背盟联金灭辽，直言邻舍家进了强盗，非但不助邻居驱赶强盗，还伙同强盗占了邻舍家。自此邻居换成强盗，自家又岂得安生？而从一开始便意识到女金国终将成为宋朝真正的大敌。萧唐更记得宇文虚中在正史只能够做为南宋使臣出使金国而扣下，索性留在北地受金人重用，实则忍辱负重，暗地里派亲信往南宋发密信告之金国虚实，后来却事发被害，连同全家百余口也尽被屠戮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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