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爸爸因工作调动，全家搬到贝河。那时，贝河发电厂正在筹建，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一线技术工人来不及休息，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
周围一切百废待兴，家属区楼房还在盖，道路正在施工，我们和其他的工人家属暂时被安顿在附近的集合院居住。新住所两间房，妈妈安排二姐、三姐和奶奶住小屋，我、四姐跟爸妈住大屋。缷下行李，我们帮妈妈一起收拾整理、安顿新家。
我们几个小孩暂时没有上学，每天在周围晃荡游玩。不久，妈妈找到一份在工地食堂做饭的工作，有时候下班，她会带两张白面饼回来给我们吃。妈妈吩咐二姐和三姐负责做饭和照顾家里，我和四姐负责出去捡煤渣或拾木柴。
一天，邻居宋大娘家里多了两个干木匠活的年轻男人，个不高，精瘦，大圆眼睛，四方国字脸有棱有角。据说两人是从南方来的，专门给别人家里打木工家具赚钱。闲来无事，我和姐姐们经常跑过去看他们干活，偶而也和他们聊上一两句。
南方人的木匠活干得很熟练，先用墨斗在木板上弹出黑色笔直的墨线，再用锯子上下来回锯。刨花最有趣，双手紧握刨子左右两根棍，用力推出去，再拉回来，再推出去。随着刨子一来一回的推，薄薄的刨花打着卷就从上面掉露出来。
宋大娘的儿子要结婚，家具左一件右一件，一直打了几个月才完工。渐渐的，我们跟南方人说话多起来，尤其二姐。
这世上的缘份，好像是被一些看不到的线给拴在一起的。谁也不曾想到，这段与南方人相处的时间竟会改变我二姐终生的命运。
记不清是哪一天，二姐突然消失了。所有人在远处、近处、邻居朋友处、里里外外都找遍了，没有二姐的半点影子。
妈妈又仔细回想了一下，二姐消失的前一天，给邻居打家具的南方人刚巧干完活，结束工作。二姐会不会跟着走了呢？爸妈赶紧去火车站找，没有。又问了派出所的人，仍然没有一点儿消息，大家心急如焚。
第二天，我们还是出去找二姐，仍旧无果。就这样，众人忐忑不安地过了两天。
第三天，奶奶突然拿出一封信对爸妈说：“你们别找了，小娟跟南方人走了，她不让我告诉你们，怕你们找到她。她说第三天估计人已经到了南方，让我再把信拿给你们看。”
众人一脸惊愕。爸爸一把抢过信看完，气愤道：“她跟人私奔了——那个南方人！”
妈妈颤颤巍巍地拿过信，仔细辨认着字，不敢相信似的抚摸这残留有二姐最后体温、最后印记的信，听三姐一字一句的读。
信上说，二姐早就不想呆在这个家里了，她觉得南方人对她挺好，她长大了，想跟他走，一起去南方过日子。二姐还让妈妈放心，不要担心她，也不要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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