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教材至大学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打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房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调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说，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学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流。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式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式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公务员”制度，学生所学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说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思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强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强硬，暴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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