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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划出来的底线传了出去，引来一阵喧嚣。
除了少部分人的嘲笑之外，招待所内诸人表达更多的是气愤。
表达嘲笑的，大部分是参加生物工程促进会的原班人马。
表达气愤的，大部分是借故来参加活动的学者。
后来的学者说起来都是恶客，总不能将原来的客人给扔出去。于是，促进会的原班人马也就开了一回眼，虽然没能参加相关的会议，但就饭堂等犄角旮旯里听来的东西，也够他们讨论一阵子了。
这些科研人平日里接触的经费，都是几百几千元的，基本没有人能拿到上万元经费的。听年纪轻轻的杨锐提出两千万，自然免不了嘲笑。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一所地方大学一年的经费还没有2000万元，杨锐张嘴就要两千万，简直称得上滑稽，经费全给了你，其他人做什么去。
然而，现状就是如此，从上到下，谁在乎其他人做什么去。
别看全国号称有200万的科研工作者，但全国每年能用于科研的经费却连百亿都勉强，金字塔上层的学者还要争取比肩国外的经费额度，下面的研究员得到的就更少了。就是几百几千元的经费，也不是每年都有的，许多研究员申请个三五年，最后拿个三五百元的安慰奖的太多了。
这么点钱，你说它是研究经费也实在勉强，只能说是对学者这些年自己买的钢笔纸墨的报销。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借故来参加活动的学者们的想法，则与这些底层研究人员的想法截然不同。
他们首先知道一点，就是单人确实有可能拿走三分之二的经费！
国内的经费总额太少了，真的要做什么项目的时候，经常都不够，所以要抽调人手，筹集经费，有时候，一个抽调就是一个科研院所，甚至上百个科研院所，而抽调走的，也不光是科研院所的人员，其实也抽调走了他们的经费。
尽管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但是，借故参加活动的学者们也知道，杨锐目前的机遇也是空前的。
对于杨锐的要求，大家是无奈中透着不甘。
无可奈何的不满、不甘与恐惧，就是愤怒。
气愤填膺者到了中午，已聚集了四五十人。四五十名瘦瘦弱弱的学者，一起涌到了饭厅，用近视鹰的眼神，扫描着每一个角落。
“杨锐呢？”
“杨锐哪去了？”
找不到人的学者干脆四下问了起来。
早就坐在大圆桌上的刘院长，对蔡教授眨眨眼，笑道：“还是杨锐有先见之明。”
“有先见之明，就不会说出2000万这么不成熟的话了。”蔡教授对杨锐的表态不甚满意，诺奖通常10月5号就公布了，一号二号的时候，还有谈出结果的时间，三号了再说，除了刺激到其他人，又有什么用呢。
刘院长却是习惯性的维护杨锐，道：“也称不上不成熟吧，哎，不过，杨锐总是个年轻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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