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小舅掀起姥娘的被子，几乎每次都会叹息，他说以前从没发现过，姥娘的腿瘦得只剩骨头了，细得几乎一只手就能握住。有一天我在倒尿袋，听到有人在吸鼻涕，一抬头，二舅握着姥娘的手，涨红着脸抽泣，额前露出灰白的头发。怪我们，没知识，送晚了。舅舅们都是普通职工，当年子弟包分配时进去的。”小伙子继续说道：“我也在为自己没能过早介入而自责。这段时间，我脑子里全是那些药名，做梦梦到的也是这些。人在焦虑的时候，就觉得总得做点什么。从沪上回来时，我先花5000块买了一瓶阿兹夫定。几天后，买了黑市的特效药，两万块。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仿制药成分造假的消息越来越多，没敢给姥娘吃。”
“其实，那时候朋友那里有渠道可以拿到一盒特效药，但面对十万以上的价格，我犹豫了。前些天晚上，医生第二次把我们叫到走廊上，说还是做好心理准备。那天夜里，尽管很清楚这药的最佳服药期是感染后五天内，但我想还是要试试，就托朋友找了渠道。但最终，药还是没给姥娘用。一天凌晨五点，她血氧突然骤降，胸口卡了一口痰。叫来的医生和护士看上去显得无措，那口痰最后是二舅硬拍出来的。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放弃了用药。我查过这药的副作用，怕如果出现血栓之类的意外情况，医生处理不了。”
据小伙所说，他在网上查了很多危重症的治疗信息，一点点拼凑，把他姥娘的情况写成文档，给很多朋友发去，希望可以咨询到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有天凌晨，他在网上看到一位医生分享重症治疗情况，就在线上问诊平台上发消息，但最终也没被接诊。
他每天都会输入很多次姥娘的身份证号，查询姥娘的化验数据。每刷新一次，紧张得像查考研成绩。可看到数据，又会陷入新的困惑。
“有天我差点跟护士吵起来。她说，现在的人就爱在手机上看病。我说，如果你们经验足的话，谁还去查呢。”
病房里，多数是形销骨立的老人，还有疲惫的中年人，他们蜷缩在走廊和病房的陪护床上。最近，医院里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她一瘸一拐地，以每天5块的价格向家属出租陪护床，供不应求。
李睿从楼梯间门上的玻璃看出去，见她又兜了几个生意，尽管这些生意盈利不高，但她依旧很开心。
只是，这种开心的代价，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
或许，在她看来，自己也难免会感染，也有一天要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但她不后悔。
因为只有赚到了钱，才有钱治病。
“姥娘住的是普通病房，一间四床病人，这几天还加了一床，全是感染病毒的。靠窗那家病人准备出院，新的病人就在走廊等着了。护士进来说，要整理床了，先坐凳子上。女儿不乐意了：人还没办好出院就撵人？姥娘是目前这个病房里住得最久的，已经出院十床病人，她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们想着能继续住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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