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贼的势壮和顽强让高欢心生警惕，那自己国内的暗流涌动就可以称得上是如芒在背了。
高仲密乃是河北起事的元从之一，其人居然选择投靠西朝，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不可谓是好的征兆。
邙山之战后高欢之所以没有坚持继续追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高仲密的反叛或会给邺下乃至河北带来连锁性的恶劣影响。
高仲密一人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其子高澄却是在武定年前后做了不少实实在在损害河北大族利益的事情。因此那时的河北，也是迫切需要足够的武力加以震慑的。
如果说河北大族的潜在威胁是高欢早已预料到、并且已经做好应对方案的一个隐患，那他深为依赖的六州鲜卑于战争中的表现就让他有些坐立不安了。
这其中最令人切齿深恨的自然就是彭乐于阵纵走宇文黑獭，状似痴愚鲁莽、实则奸险狡诈。
这些镇兵老伙计们也是深谙“走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同势穷投敌的高仲密相比，他们显然更乐意做一个专制一方的侯景，能力达不达得到暂且两说，但却不想直接抹杀这个可能。
这样的态度也延伸到邙山之战后是否继续追击这一问题上，诸将之中支持继续追击的竟然只有潘乐与刘丰。其他不赞成的将领们，究竟是出于士马疲惫、穷寇勿追的军事角度，还是其他原因，那就由人自度了。
那时的高欢，心中也担心大军久顿于外而疑后方生变，故而暂且止步收兵。
邙山一战虽然获胜，但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都亟待解决。
故而从武定元年撤军之后，高欢对外奏请沿肆州北山修筑长城，以缓解来自柔然的压力，并遣使修好于南梁，确保边境平稳的同时，对内也开始正视杜弼之前所提出的整治贪腐的问题，由其子高澄捉刀、大刀阔斧的修整内政。
虽然大多数内政政策都由邺都朝廷负责执行，但其中干系比较重大的河北诸州扩户与编甲，高欢仍恐高澄威望与手段不足，而由晋阳霸府中自己的亲信负责执行。
河北多年战乱，大量人口荫蔽于豪强门户之内，将这些隐户整扩出来，便能直接增加受控于霸府的人口和钱粮赋税。
给河北带来多年战乱的六镇镇民，虽然其中大部分都经由尔朱氏手交到了高欢手中，但在瀛、冀、定这作为六镇镇民安置地的三州中，仍然分布着众多的六镇遗民。
因此高欢又分遣使员前往三州察访整编六镇遗民，若能迁走的则迁往晋阳周边的六侨州安置，已经落地生根、难以迁走的，则便就地整编为军户士籍，并且在镇设立六州都督，招募这些六镇军户参与邺都和晋阳宿卫。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东朝财力物力和兵力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增长，这也让高欢本就不曾冷却的心再次变得火热起来。
特别东朝各方面高速发展的同时，西面的增长势头也是不遑多让，甚至具体到军事方面，增长之势较之东朝还要更加迅勐。
东朝虽然基础更高，拥有六州鲜卑这一优质兵源，但其招募军士的范围仍然有所局限。
特别是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汉人，尽管也有从军，但主要还是以河北豪强家兵部曲的身份而加入军队中，东朝和高欢霸府本身却仍未有系统性的招募政策和手段。
尽管汉卒的战斗力时常遭到诟病，而且国中也常常嘲笑宇文黑獭大举招募汉卒乃是病急乱投医的昏策，但高欢本身自然不会作此乐观之计。
鲜卑卒即便是每一个都能以一敌众，但人少就是天然的劣势。而且这种所谓的种族优越论，本身就特么不靠谱。
对高欢这样胸怀大志的枭雄人主而言，最大的折磨莫过于眼见敌人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而自己却积重难返、转型困难，虽然短期内仍然差距明显，但长远以望却是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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