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便是纸币交子改为官办以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大体上是稳定的，一贯交子一直能保持足价或九百数十文的价格。从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开始，随着四川交子供应给陕西的数额日益增加，交子的发行量也不断扩大，增发数额少则数十万贯，多则至数百万贯，导致交子价格大跌。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交子制度出现了重大变化。崇宁三年(1104)，京西路也开始使用交子，四年改为钱引，通行范围更广，除闽、浙、湖广、东京开封府外，其余各路差不多都可以使用。此时四川仍然保持着交子旧法，至大观元年(1107)，益州交子务才改为钱引务，但当年发行的纸币仍用旧印，大观三年(1109)始改印钱引新钞。河湟用兵费用至此基本全靠纸币解决，因而发行额陡增。崇宁四年(1105)钱引的发行额为二千六百五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当年又增造了五百四十万贯，大观元年(1107)增造五百五十四万贯，超过天圣年间一界的二十倍，两界并用则超过四十倍。通货膨胀造成了纸币的严重贬值，后来朝廷发行纸币不再有准备金，一贯钱引只值几十甚至十几个钱。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资金转移调拨日益频繁，而金属货币又不便携带，于是唐朝中期出现了汇兑性质的“飞钱”，我朝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汇兑业务。太祖开宝三年(970)，朝廷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分别设立便钱务，专门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先将现钱交给便钱务，换取书填现金金额的“引据”，然后凭引据到指定州县即可取出现钱使用。这种便钱汇兑方式受到商人的广泛欢迎，因而得以稳步发展。太宗至道三年(997），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万贯，至真宗天禧五年(1021)又增加一百一十三万贯，达到二百八十三万贯。除了官营便钱，民间还存在私营便钱，但官府为了垄断汇兑业务，对私营便钱采取了压制政策。真宗最德二年(1005)，诏令商人只能到官营汇兑机构榷货务兑换便钱，禁止私下便换。
至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前，除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仍由便钱务经营外，京师与地方之间的官营汇兑改由榷货务经营。根据规定，州县地方政府必须上交京师内藏库的现钱，可以暂时先留存在地方，等待在京师榷货务入便的商人来当地兑取，兑取不尽的部分才运往京师内藏库。榷货务对入便商人有“加饶”“优润”“加抬”“脚乘”等名目的钱币支付，各时期数额不定，在入便总额的1%-2%之间浮动。仁宗朝以后，边防吃紧，沿边诸州军费开支增加，因而现金汇兑方向发生转变，之前商人入钱于京师，再到其他各州领取现钱，此后变为入钱于沿边，而于京师领取现钱。
在代替便钱务继续负责现金汇兑业务的同时，榷货务还承担着兑付各种信用证券和向地方政府拨款的任务。太宗雍熙二年(985)以后，为了满足边防军费需要，开始实行入中法，商人将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到边地后，由当地官府开具交引，商人持引到京师，由榷货务兑付现钱。榷货务还多次拨款给地方购买军需粮草。仁宗天圣七年(1029)七月，朝廷曾出内藏库、榷货务缗钱各十万，以为陕西、河北购买军需之用。神宗熙宁四年(1071)五月，再次从榷货务中拨付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供应陕西转运司。
本章节尚未完结,共3页当前第2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