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丽说:
“给好的待遇,员工就一定会好好工作吗?事实并非如此。我所在的一个轮班三四百人,不服管理的、吊儿郎当的、偷懒耍滑的、打架斗殴的、玩忽职守的等落后员工多了去了。”
“那时厂区的厕所经常堵塞,都是有人拿棉纱刷饭盒、用棉布当草纸和卫生巾后,扔进下水道和马桶造成的。为躲避质量检查,有人把成匹的布剪断扔到房顶上.....”
“厂里澡堂规模很大,淋浴头有几十个,职工免费洗浴,经常有人洗完澡不关闭水阀,任水哗哗地流......有人去职工医院看病,想开啥药开啥药,吃不完就扔掉,甚至拿回老家让生病的家禽家畜吃。”
“那时用人成本太高,比如小病大养和泡病号的人很多。有一个职工为蹭病假条,腋窝夹一个烤红薯.....”
“夹烤红薯干嘛?”王博不解地问。
“这个员工去厂医院看病,”张艳丽说:“把体温计插进烤红薯里,医生误以为他发高烧给他开病假条。你想不到吧?”
“是的,这么奇葩?”
“这样的种种浪费,”张艳丽说:“加一起相当于我们那家万人企业,一年中有三十多天没有生产!”
“这么严重?”
“那时候,”张艳丽说:
“也没少组织员工开会学习,下了班我经常家访谈心,慰问困难员工。另外,从厂党高官到车间书记和轮班书记,还有厂宣传部、团委、文明办等,都是脱产专职做思想工作的。”
“厂里还有工会组织,专门维护员工权益,还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
“有一年按照上级要求,全厂分批分期进行了“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的教育,每批每期全脱产15天,历时一年多,才把全厂七千多名35岁以下青年员工培训完。中州市另外六家纺织厂也都进行了同样的培训。”
“效果如何?”王博问。
张艳丽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
“没有一点效果,甚至在课堂上员工和讲课的党委副书记干上了。有人说书记别给我们讲大道理,我就问问为啥上个月奖金这么低,书记说因为你们没有干好.....”
“课堂立马炸了锅,有人把发的作业本撕下来做飞机扔到讲台上,有人敲桌子砸板凳,课就根本上不下去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培训和几乎所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内耗,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其实管理沒那么复杂,只要管理者对下属有处罚开除的权利,奖罚分明,不需要太多的思想政治工作。”
“现在我妹妹在管理上的简单粗暴,我是支持的。当然她不应该天天把简单粗暴这四个字挂嘴上,只做不说就是了。顿了顿说你也要对她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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