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祥阴干的木材，数量有些不够用，又花钱从白家买了些存货。
他带人把木材给弄回来，将制作高转筒车和挖水渠的预算，顺手扔给儿子说：“一口堰塘，一条水渠，一架高转筒车，如果全都花钱雇用村民来做，咱们手里的钱就没剩下几个了。第二口堰塘，最好明年再挖，毕竟不能把钱全用光。”
挖堰塘和水渠，都属于重体力活，即便是以工代赈，工钱至少也得给25文。
两百多人同时干活，每天发工资就得好几贯钱。
高转筒车也费钱费力，毕竟那玩意儿高度十米，还得搭同样高度的木架子和引水槽，一直要把河水引到山坡下。算上工钱和原材料（包括桐油等物），没有200贯钱别想修好。而且朱国祥缺乏经验，得一边摸索一边来，如果多出几次错，估计250贯钱都能砸进去。
这么多钱，还不能不掏。
白胜从县里带回的贫民，比乞丐好不了多少，自身根本没有存粮，指望着每天打工糊口。
张广道带回的深山逃户，倒是有一些存粮，但只能勉强不饿死，还得采野菜补充食物。而且，衣服都没几件，冬天基本不出屋的，还得给他们提供布料。
这两类人，已接近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得养着熬过明年春天。
以工代赈，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
“从山贼那里缴获的资金，撑过今年肯定没问题，”朱铭点燃一根华子，“明年如果继续兴修水利，看来必须得启用徭役制度。只提供口粮，不支付工钱，修出来的水利，直接划为村内公产。”
“省着点抽，最后几包烟了，”朱国祥自己也点一根，“征发徭役，村民会不会有怨气？”
朱铭说道：“怨言肯定有，控制好了就行。你做过副院长，还当了那么多年教授，应该知道怎么支使免费劳动力。”
“这叫什么话？搞得我跟周扒皮一样，”朱国祥说，“就算使用徭役，第二口堰塘的施工，也最好拖到明年秋收之后。”
朱铭忽然问：“今年的红薯能收多少？”
朱国祥说：“良种红薯再加上化肥，根据土壤和气候的差异，亩产在四千斤到一万斤之间，一般就是五六千斤的样子。这属于净作产量，如果套种其他作物，亩产大概只有两三千斤。”
抖了抖烟灰，朱国祥继续说：“咱们带来十多斤红薯，掐出了一千一百多根薯苗，勉勉强强能够间作出一亩。由于是套种间作，又没有化肥，还是山地栽种，我估计能产一千斤就不错了，撞大运也顶多有一千二百斤。明年还要留种，就算拿出五百斤来吃，又够村民吃几天？”
“唉，熬到明年就好，今年主要是新增人口太多，而且招来的全是些穷苦人，”朱铭靠在交椅上吞云吐雾，“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咱们得想办法发一笔横财。”
朱国祥开玩笑说：“下山打劫过往商船。”
“如果最近两三年就造反，我不介意客串一下土匪，”朱铭居然认真考虑此事，“但如果五年内不造反，做土匪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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