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那里是范仲淹的祖籍，他离开已有四十年之久了。如今以知州身份回到这桑梓之地，他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连日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
每年的春夏之交，通常是去年的陈粮已吃完，田地里只有一望无际的青青的麦苗，还没有成熟。一般百姓的家里只有为修葺房子，购买种子和农具的贷款，没有存款。这时，可怜的农民只能去找有实力的地主家借贷，让一家老小平安挨到秋天。地主家的粮食也不是用来做慈善的，他们也要扩大再生产，成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地主，他们要用手中的粮食转化为更容易流通的货币资本。农民们不得不借高利贷，利息通常是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三百不等！如果运气好，赶上来年丰收，可以勉勉强强还上，同时也意味着把命续上了。如果赶上了灾年，本金都还不上，地很可能就归地主了。这时真是得祈祷家中没有漂亮女儿、年轻美貌的妻子，免得黑心无良的地主打坏主意。总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大多数破产农民的命运。
苏州的城市治理，主要是针对太湖水患。这时离范仲淹在泰州修“范公堤”已过去十多年了。然而治水什么时候都是大宋官员要面临的难题，要么堵、要么疏、要么不堵也不疏，反正无论你怎么做都有人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堵，说你治标不治本，水位越来越高最终会决堤；疏，说你不能解决长远问题，泥沙总会淤积，无法顺畅汇入下游，还是水患；就算你“修围、浚河、置闸”综合治理了，还要说你做的事情耗费的民力、资金与灾害相比投入过大。很多官员治水没被水淹死，而是被朝廷上的“唾沫”淹死的，死法让人作呕。朝廷不看谁能做事，就比谁最会指手划脚，那些谏官、御史就比谁提的问题离奇，谁提的标新立异，丝毫不考虑可操作性，更没人正反两方面权衡利弊。这种毛病也会传染，有时传给两府大臣，有时传给皇帝，让他昏庸不作为。这样的皇帝，你称赞他从善如流，他就会从恶也如流，你说他从恶如流，他就会毫无作为。
比无能更下作的是卑鄙。这次范仲淹把薄弱的环节修围，把被淤泥堵塞的河道疏浚，同时设置闸门，在水大时开闸冲淤，旱时蓄水灌溉。这个方案送到中书省，朝野上下的庸才们就例行公事般的风凉话四起，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毫不作为。宰相吕夷简心中却是暗暗称奇，但他太担心范仲淹再如同以往筑堤、赈灾一样建功立业震动朝廷。吕宰相计上心来，马上串通宦官阎文应，请他给仁宗皇帝吹风再配合吕夷简上书，打算里应外合把范仲淹调走。范仲淹的治水方案送到中书省如石沉大海，江南东路转运使就自己疏奏仁宗皇帝，才使皇帝终于看到了这份治水方案，范仲淹得以继续留任苏州治水。吕夷简见势不妙，马上一副非常关心治水的样子，一面假模假样的慰问范仲淹，一面积极的向仁宗皇帝奏报和范仲淹讨论的进展，弄的范仲淹莫名其妙。
常常有人批评做事的君子们考虑问题不周全，再看看朝堂上的风气，谁可以一边考虑做事，思考并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一边去对付啥正事都不做，只拆台的小人？由于做不了正事，不把做正事人的台拆了，那不正好凸显出庸才了吗？可想而知庸才们会怎样的无所不用其极！
景佑二年（1035），吕夷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发生了，范仲淹因治水有功被召还京，判国子监，授予天章阁待制。天章阁是收藏真宗皇帝的图书、文宝之类的建筑。龙图阁是收藏太宗皇帝的图书、文宝之类的建筑。也会依此授予贴职，依次为学士、直学士、待制。贴职是大宋高级文官的极高荣誉，所以经常被用作尊称，例如包拯被授予龙图阁直学士后也被尊称为包龙图。回京的范仲淹还不吸取两次被贬的教训，依然危言危行。这样的刺头让吕夷简很不舒适，想了一个损招——让他权知开封府。权，就是主持工作。一般不是皇子的官员当开封府的主官，都是不能称为开封府尹的，任开封府尹往往暗指将被立储。但这个工作普通官员并不好干，在开封府满是皇亲国戚，各类犯事的人和朝堂上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容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踩到妖怪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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