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在国子监大辩论时，已经在思虑“考课”之事，原本计划安排在科举之后，只是还没等解缙提出“考课”官员，黄河、淮河一线暴雨，涡河决堤，怀远被淹……
于是“考课”一拖再拖。
怀远知县被百姓打死，百官无一人为其喊冤。
朱允炆对此事的评价，只用了唐太宗的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练子宁认为朝廷官员经过洪武初期的严苛，中期的恐惧，晚期的忐忑之后，在建文元年彻底放松下来。
放松的结果，便是报复性的贪婪。
所谓的“纸醉金迷，贪腐横行，绝非一县”，朝堂之上，传荡着练子宁坚决的声音。
朱允炆频频点头，在练子宁讲完之后，肃然道：“开考课于文臣官吏，期海宇宇谥，民乐雍熙，以内阁解缙、翰林院姚广孝、吏部尚书齐泰、都察院练子宁为首，组考课四人团，统揽京师内、外考课，毋宁私情，以正乾坤！”
众文官员听闻之后，脸色都有些难看。
考课，也被称之为考绩、考功、考核、考校等。
早在先秦时期，便出现了考课。
《尚书·舜典》记载：“三载考核，三考黜陟幽明”，并明确了考核的处理方式为“黜退其幽者，升迸其明者”。
在这个时期，考核制度尚不完善，但其“三载考核”的方式，却被后世所用。
考核制度初步形成，是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分为两种：
其一，诸侯王朝觐。
简单来说，就是诸侯王从自己家里，坐上马车，前往京城述职。
其二，天子巡狩。
这就不需要麻烦诸侯王四处奔波了，天子五年出京一次，驾着马车，打个猎，旅个游，邂逅个美女，到了某个诸侯王地界，看看土地开垦了多少，是不是养老尊贤了，然后决定你是继续当诸侯，还是把你废掉。
战国时期，商鞅、李斯、吴起等变法，为了区别军功、更好治理国家，文官、武官制度逐渐建立。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上计制度”。
“上计制度”，包含了户籍财政、治狱惩盗、宗室名籍、边戍状况、地理行政、劝课农桑等。
秦朝文官考核，仍以“上计”为准。
汉朝不仅采取“上计”，还引入了“刺察”，即刺史到地方巡查。
唐代考核逐渐完善，在京城设置了考功郎，专门负责京官考核，于地方设置考功外郎，考核地方官。
宋代设置审官院负责京官考核，考课院负责州县官的考核，一年一次小考，三年一次大考。在此时，明确了“四善”标准，即“德义有闻、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清谨明著”。
到了元代，虽然也有考核制度，也设置有廉访使负责外出考察，但对于整个元帝国而言，始终都维持着“重武轻文”的状态。
文官考核？
那是什么玩意，没几个人懂，也没几个人去抓。
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便认为缺乏考核，贪官污吏横行，是元朝灭亡的一大因素。
为了避免大明重蹈覆辙，朱元璋在建国第一年，便设置了文官考核制度，第二年，要求地方文官三年期满时，要到吏部来接受考核。
之后朱元璋一次次完善考核制度。
朱元璋的文官考核内容只要两样：
考满，考察。
考满分三六九，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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