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言语说服一个人，他认为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骗。除此之外，越是聪明人就越不会耳根子发软。要是再牵扯到族群、国家的生死存亡，更不可能只听谁的一面之词就投怀送抱。
刚刚的阐述只是讨价还价的必要流程，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把价格空间讲明白就足够了。到底买不买账，是对方综合考量之后的结果，多说无益。
景阳十九年（1623）正月，刚刚在先农坛完成了籍田礼，向老天爷祈祷过五谷丰登的皇帝，再次召开了大朝会，当着文武百官宣布了御驾亲征的决定。
和前两次相比，这次的动静和规模更大，足足调集了六个卫的陆军，还有两个卫的蒙古骑兵和一个卫的女真八旗军，总兵力超过了5万。再加上负责后勤运输和道路保障的新军和工匠，总人数超过了12万。
目标也更远，此次西征计划从肃州出发，先夺哈密再占吐鲁番。这两个城市是西域的门户，不管是去天山北边还是南边，都要以此为落脚点。
要对付的敌人更强大，除了叶尔羌汗国之外，向西的征程还有可能涉及到瓦剌蒙古和外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利益。
别看是互不统属的三方势力，但人家的祖上都是蒙古贵族，打断骨头连着筋，保不齐会同仇敌忾。如果这三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大明军队即便战斗力很强依旧不太好对付。
可是反对之声却很小，前两次皇帝御驾亲征时大部分朝臣是反对的，但这次却是赞同意见占据了朝堂的主流。
难道是大臣们明粉暗黑，都盼着皇帝深入险境，好借敌人之手除掉？
不能说没有这么想的，但绝不是大多数。人是会变的，官员也是人，所以同样会变。跟着什么变呢？环境，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比如政治环境。
以前官员们反对皇帝的执政方式，不全是治国理念方面的冲突，更多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古人云，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但是经过了近二十年时间，又时刻处于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官员主动或者被动的进行了自我调节，跟上了新政的步伐，或者叫融入了新的治国理念当中，从被害者变成了受益者。
新政是打破了传统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让很多士绅豪强和大地主丧失了特权，甚至家破人亡。但新政同时也创造了一大批新兴的商人阶层，其中包含了很多官员。
景阳皇帝在设计和执行新政时并没有把官僚团体完全排除在外，只要愿意跟着新政的步伐前进，不光不排斥还很欢迎。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每次皇帝要有什么新的经济举措，官员阶层都是最先接触到的，至少不会比民间晚。
而皇帝更是带头进行投资，还鼓励官员们也都将闲置的资金投入进去，并大部分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久而久之，皇帝从原本单纯的利益分配者又多了一种身份，利益创造者。没有脱离利益团体，只是把利益重新分配了一遍，淘汰了部分旧获利者，加入了部分新获利者，顺便将获利方式改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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