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在定祖制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步子迈太大扯着蛋”的风险。比如，上一条宪法，我几经考虑，将此前“生命”后面的“财产”俩字划掉了——给予国民完整的财产权是近代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了，在这个原始的尼国，真要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可真是……想想就不可行！
《刑法》列出了杀人、抢劫、强暴、贪污、受贿等情形较重的案件处理方法。这些其实历朝历代，哪怕后世的现代社会其实理念都差不多，基本理念便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即量刑的尺度与犯的事情大小需要匹配，并结合自首、未遂、中止、举报、立功等情节酌情增减。
《民法》则比较杂，除婚姻法外，还有经济法、教育法、兵役法、徭役法（实在没办法，建设任务太重，本不想用这个词的，唉）、治安法等等，均就社会生产、生活的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事务，规定了各类情形发生时的处理方法。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我个人的“情结”，有些甚至并不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存在的法律，而是古代的律令。如：诬陷一经查实，反坐之。即若某人诬陷别人杀人，查实了子虚乌有后，就当做诬陷者杀人了，把他按杀人的罪名处死（或其他刑罚）。这个条令的恢复来源于我们那个时代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被撞反讹案。
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大，无非是彭某救助被撞倒的老人反被讹诈，最终赔了几万块钱，连刑法的边儿都没摸到。说是“大案”，主要是就其影响之深远、后果之严重、讨论之广泛的无奈综合考量。
此案的发生和广泛讨论，直接导致我国在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断崖式滑坡（强调不是全民道德，仅是“扶老人这件事上的道德”）。事情发生后的十几年，老人每当摔倒，路人的表现都极其冷漠——绝大多数直接无视，少部分有良心的拿着手机边拍边扶，或者报警后走人。关键是，此现象根本无法再次改变扭转，因为，“做好事”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收益和成本核算。
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好事？说白了还是经济学，因为做好事产生正激励（即收益），即“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有道德”的心里满足感，如果这件事没有损失（即成本）或者仅有些许时间损失，则人们倾向于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学校从小就教育学生们要讲美德、做好事，同时弘扬一些好人好事案例，便是为了提升人们做好事后的“心里满足感”，扩大收益使其大于成本，令交易发生。但是，经济学的冷酷就在于，若成本大于收益，则交易一定不会发生。问题来了，若某些“交易”（即做好事）存在高成本呢？
本章节尚未完结,共3页当前第2页,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