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羌地亘河、湟，南接秦、陇，于长安为肘腋；力虽小而骄之则大，种虽散而使之相并则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纥、宋之元昊已也。迨乎东汉，幸而都雒耳；使都长安，庸臣师玄成、郑弘之说，茸闒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惩，汉其亡于羌乎！
奉世翦之于始，张奂、段颎夷灭之于后，羌乃不能为中国腹心之患。其后虽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刘、石之余而不敢起。垂至于今二千年，秦、陇、河、岷、阶、文之间，严险瓯脱而防闲不设，则二汉之猷远矣。
冯奉世首建大议以申天讨，善体充国之意而通其变，民到于今受其赐，非玄成等偷安一时之所能知也。
四
贡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盖亦鲜矣。禹曰：“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自娱乐而已。”衡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汤，善恶有以相推，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彊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又曰：“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
又曰：“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奸，因时而动，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读其文，绎其义，想见其学，非公孙弘、儿宽之勦旧闻而无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韦玄成、薛广德之择焉而不精者所可与匹俦也。
论者谓元帝柔而少断，禹与衡不以为言，而但就帝之长，孜孜以恭谨节俭相奖，为禹、衡之罪，过矣。元帝所以优游不断者，惟其心之不清，几之不慎，而中不适有主也。则其所为恭谨节俭，亦唯其名而无其实。
天子之尊富，即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尚多。燕间游息之下，史高、石显岂无导侈之为？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无禹、衡之正，称诗、礼精严之旨以防其流，则以帝之柔而益以骄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内无寇攘，而外收绝域之功乎？
君子出所学以事主，与激于时事之非而彊谏之臣异。以谏为道者，攻时之弊，而不恤矫枉之偏。以学事主者，规之以中正之常经，则可正本以达其义类，而裁成刚柔一偏之病；主即不悟，犹可以保其大纲而不乱。故以孔子之圣，告茬弱之哀公，唯规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祸豫为之防。夫岂不达于时变哉？
以道豫立而变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远邪佞，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固已尽元帝之所短，而特不为矫枉之论，导之鸷击耳。夫可喻者，则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则痛哭流涕以谈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体有要，而不诡于大常；补偏救弊之术，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犹行君子之道乎！
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焉、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
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张焉、孔光之罪罪二子也！
五
邪说之行于天下，必托于君子之道。释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为君子之雅言，遂谓其有当于治与道而信之。故六经之支说，皆以破道而有余，焦延寿、京房之于易是已。
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也。屯、蒙以下之策，老少杂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余分，不尽如乾、坤之策也。圣人观天地人物之变而达其会通，以为是肖其大纲耳；亦犹二篇之策万一千五百二十以象万物，而物固不可以万计也。
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当一日，无以处余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兑、坎、离居分至之位。则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为之纲维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于余卦邪？东震、西兑、南离、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时也。时经而位纬，二子取而错乱之也何居？故延寿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术测阴阳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敍治理。房是之学，乃敢以与人宗社哉？
其为术也，立典要以为方体，于是而有八宫世应之说。抑自乾至剥而穷，又不得已而措晋、大有于其末。垂至于今，鬻技之卜师，相因以断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则延寿与房，虽欲辞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则皆妖也。房以是欲与石显、五鹿充宗竞贞邪于天人之际，吾未见妖之足胜邪也。邪者获罪于人，妖者获罪于天，妖尤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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