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何也？天下之情，独则任，众则委，贤不肖之所同也。上畀之则不容辞之，人分之则不容任之，贵贱之所同也。贵以其名而不贵以其实，则三公弗容自任矣。
贤以其人而不贤以其事，则虚有论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虽有极尊之位与其尤贤之才，而上不敢偪天子之威，下不能侵六官之掌，随乎时而素其位，大舜、孔子莫之能逾；而况其下焉者乎？
故其得也，则以皇父之贪，仅营其多藏，师尹之不平，但私其姻亚，而不能有后羿移神器、崇侯毒四海之权，则惟威之薄而不足以有为。
而其失也，则王臣不尊而廉级不峻，政柄不一而操舍无权，六师无主而征伐不威，名位相若而礼乐下逮；乃使侯国分割、杀掠相仍者五百余年，以成唐、虞、夏、商未有之祸，而封建之制，遂以瓦解而不可复。
呜呼！文已密而实不固，上无辅而民无依，《周官》之下游，其势固有如此者。读《周官》而可早识其衰，虽百世何为其不可知哉？
乃周之所以断然废四代之典，而立三公论道、六官分政以成罢相之制者，文王、周公何为其然邪？古之君子，备道自己而于物无忧，故能为治任功，而不能为乱任咎，正其谊而先其难，惟其自慊而已矣。
代天理民者君也，承君分治者臣也，此天下之通义也。任人者逸，自任者劳，此人情之至顺也。尧、舜与天同体，而情无非道，则因其至顺，而不必厚求己而薄责于人，安其身而天下自定。文王与天同用，正其通义，躬自厚而薄责于天下，勤其身而不求备于人。《诗》曰“文王既勤止”，以勤为纲纪也。《无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无与分其勤也。此文王之所以开周也。
故周公见其心而以赞《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盖自后稷、公刘以来，佩玉容刀，左右于流泉夕阳、柽椐灌栵之间，犹一日也，匪居匪康，其勤无逸，而王业以成。昭兹来许者，亦此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之祖武而已矣。惟其然也，则天子之耳目心思，殚用之天下；百姓之日用饮食，遍德于一人；道有所未讲，三公诏之；治有所欲宣，六官奉之；而又何借乎承其下者之有相邪？
乃其虑子孙之不己若也，则豫修其胄教，而青宫之旧学，即以膺公孤之任。抑恐左右便嬖得密迩于君操六卿之从违也，则寺人奄尹，领于太宰，但以供扫除浆酒之役；而《立政》之所申戒者，惟虎贲、缀衣之是饬。呜呼！咸若是，而天下之治可不待相而裕如矣。
故尧忧不得舜，舜忧不得禹，忧之已得而沛然无劳，此文王所不敢以自逸。而为子孙谋逸者，其亦不敢以尧、舜望子孙，不能以舜、禹、皋陶期天下之士，则亦追之、琢之于皇躬，操四海兆民于勉勉之中也。
若夫昭穆已降，《关雎》、《麟趾》之精意已微，而趣马、师氏、膳夫、内史，且以斗筲分大臣之权，则文王应已早知其弊，而行法俟命，知无可奈何而安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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