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杨行愍也为能够再扬州当地取得足够赡养军队的资源，而不得不前往江东两浙开拓局面，夺去了宣歙观察使之地才得以站稳脚跟，这就是有名的“弃扬夺宣”事件。然而面对来自孙儒势力的围攻，根据谋士建议采取了“据守疲敌”的方略。
结果后来孙儒的军队因为人口太多，吃光地方之后就陷入到饥荒当中，又因为放任自流的恶劣卫生条件，而在野地里应时爆发了大瘟疫，结果所部不战自乱。相反在广陵城中依靠发达的公共设施，整好以暇的杨行密军马一亦反攻，孙儒就迅速兵败身死。
残余部众在投降之后，被挑选出数千名精壮健儿组成了亲兵，又因为人人皆披黑袍罩甲，所以就被称为“黑云都”。但是相应的淮南地方也被打的十室九空而遍地荒芜。而不得不靠军屯和分田为由，重新招徕人口来耕作和居住。
所以杨行愍在历史上所建立杨吴政权，在后来号称是“宽仁雅信，能得士心。”“选拔贤才，招集流散，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的治世，是建立在淮扬人口几乎逃亡、死绝之后，从江东重新大举填户移民的基础上。
按照后世朴素唯物主义大思想家王夫之《读通鉴论》的评价：
“当是时，人各自以为君，而天下无君。民之屠剥横尸者，动逾千里，驯朴孤弱之民，仅延两闲之生气也无几。而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
列举出的这几个人算是五代将相王侯之中善存百姓的典范了，所谓“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觊中原，以糜烂其民，与暴人争衰王。以视朱温、李克用之竭民肝脑、以自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岂不远哉？”
现在闽国的王潮尚且“不知所踪”，前蜀王建还在西蜀小朝廷麾下做一个小军头；张全义还在自己手下待得好好没有改名的迹象；成汭好像实在天门山聚众造反的时候，被太平军给顺手给收拾了；因此，真正需要太平军慎重对待的也就剩下这个同样还没改名的杨行愍了。
所以，眼下能够通过有限的两线兵力和资源投入，把这么一个后世称为“起于盗贼，其下皆骁武雄暴，而乐为之用者”带有时代气运的风云人物，给变相的关困在广陵城内；而在短期内不至于出来添乱和坏事，周淮安已然算是比较满意了。
而话说回来，历史上几度游窜于江淮之间，而在对阵中罕有匹敌的蔡州悍将孙儒的失败，也是真正败给了看起来似乎属于偶然，但是迟早也必然会爆发的瘟疫上。这也是如今已经介入淮南局面，所要审慎对待的潜在问题。
所以，光靠相应的人手和粮食还不够，还有抽调相应医药卫生资源和前线驻军的协助，才能建立起来足够稳妥的检疫、防疫和治疫的防控体系来。着看起来虽然后续投入不少，甚至会比之前出兵军费更多一些；但是带来长远布局上的好处却是难以形容的。
况且，以目前的条件和形势上看，只要确保坚持过秋后入冬这段时间就好了。接下来就是冬天严寒肃杀的气候，自然会消灭掉大多数游离在太平军控制体系之外的潜在活体传染源，无论是这个时代的伤寒、痢疾还是霍乱、鼠疫，没法在经过一整个冬天之后还保持活性。
这就是令人觉得格外残酷又无奈的事实所在。而太平军也只能确保做到，在自己控制范围内进行力所能及的隔离措施和有限救治而已。这是人类社会演变和进化过程当中，偶然或又必然出现的挑战和考验之一。
只是放到物质大丰富而卫生医疗条件发达，大家习惯远离这些旧事物的现代社会之后，才会被地方官僚系统的无能提给一下子凸显出来，而显得格外的触目惊心和据有社会影响力。要是放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那一年能够在此起彼伏的瘟疫当中少死一点人，那就是不得了的太平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