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他和他在朝中援引呼应的兄长杨复恭，再加上那位执掌大内第一人的田令孜；也不免要为之骇然失色，而不得不暗自捐弃前嫌和争斗联手起来以求自保了。
“来人，于我火速送信到长安去。。”
一想到自己居然被比作十常侍的张让、赵忠之流，他就忍不住要怒火中烧难以自己；自家如此殚精竭虑的维系局面，又是为了什么呢。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周淮安，则是回归的路上一边相继汇合着的多只南下偏师和分队，一边也心安理得的接受着，江南各路义军头领前来觐见和拜会；并且视相应的态度和情况，给予一定的指导或是建议，乃至实质上的援助手段。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波伏太大，无论是上限还是下限的差距大的令人发指。其中简直充满了各种随机属性和玄学上的概率。
其中的既有根据环境和时机因地制宜，乃至个人为主导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碾压性的顺风大势；也有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或是一点细节上的小事，就突然崩溃掉的例子。
相比之下，官军从组织度和训练水准上所代表的战斗力波幅，就要相对稳定的多了；因此通常情况下，居于数量劣势的官军只要稳住阵脚，撑过农民军主动发起的三板斧式一波流攻势之后，就有很大概率逆转过局面和上风来。
尤其是遇到据要点坚城以守的官军，就是普遍装备不足缺少器械的农民军，所最为头疼和无奈的事情了。因此，义军很多的败阵都是在强取抢攻不下，被养精蓄锐的官军反杀成功的结果。
但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整个时代太多活不下去或是走投无路之人的缘故，成建制的官军在野外遇上农民军的优势围攻下，如果不能一鼓作气击溃或是冲破之；那同样也有被不怕死的廉价人海所淹没的风险。
不过这些年连绵战火打下来，既有大批义军投降或是被招安，也有许多对方官军被击溃为贼或是哗变、反乱；故而，义军与官军的阵营所属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野也不再明显了。
所与这些名义上受节制的势力，也要视亲疏远近的关系和三六九等的情况来对待；比如给予相应情报和后勤上的有限支持，以引导其具体的发展方面；
或是以强势仲裁人的身份和名义、背景，来界定相应义军所属的活动区域，减少日后潜在摩擦和纷争上的内耗隐患；直接派出指导人员和技术装备，稍微提升一些战斗力和持久能力。
只要他们能够在太平暂时顾及不到的地盘上，继续坚持的久一些，多破坏和摧毁一些朝廷统治力的延伸，对于将来太平军的整体战略都是大有好处的。
只是当黄巢为首的主力都相继北上之后，这些因为眷恋故土或是贪慕江南繁华富庶之类缘故，而留下来的义军首领们就显得乏善可陈，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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