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曜当时说得好好的，如今生死一线，唯有发动夜袭，重挫晋寇，才能避免他们明日汹涌而来攻城。可是兵卒士气靡沮，实在挑不出多少能够执行夜袭任务的人来啊。为今之计，二卿且为我先率大部去攻晋垒，以吸引晋人，而我将率余部从旁门潜出，趁着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你们身上的机会，尝试侧翼突击……
结果左等不见刘曜出城，右等不见刘曜侧击，当面的晋人反倒开始编组兵马，似有开壁杀出的迹象了。二将正在惶急，忽听对面晋人齐声大叫道：“刘曜已自北门出，开城而远遁矣！汝等皆为所弃，尚欲为刘氏殉死不成么？！”
随即一声鼓响，营门打开，无数晋兵列队而出。胡军既知为刘曜所弃，稍一接触，便即彻底崩溃，黑夜中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多数都跪地请降，做了俘虏。呼延实当即为部下扯下马来，绑缚着以迎晋军；王腾见势不妙，仓惶而走，仅仅数日，便被晋骑追及，围于山上，于是他怒骂刘曜后自刭而死。
晋军趁机披着夜色来攻平阳。城内兵马几乎半数跟随二将出阵，三成跟着刘曜北走，剩下那些，胆气既丧，又无统属，其中的晋人便临阵倒戈，打开了城门——晋军乃一涌而入。
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因为晋胡之间，仇深似海，则胡人多数都担心晋兵入城之后，将会不分良莠，展开残酷的大屠杀——因为他们当初在洛阳、长安就是那么干的，难免以小人之心，妄度君子之腹。
别部晋军也就罢了，裴军中军律森严，向来严禁屠城。甄随等将也曾经表示过异议，说：“大都督仁爱，宽以待晋人，也就罢了，如何连逆胡都杀不得啊？且攻城之时，折损必重，兵将各怀忿意，若不使彼等屠城发泄，以盛血气之勇，恐怕不能久驭啊。”
裴该对此的解释是：
“战阵之上，袍泽殒难，兵将自生忿意，但可将忿意发泄于敌军头上，如何使其屠戮城内士人、百姓？古语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凡人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为将者当导其以杀心御寇、止侵、镇国、护民，而不可使其肆意屠戮。若使屠城，谁还管是晋人是胡人啊？若使屠城，士卒杀意弥盛，日后反倒更难驾驭了。”
一支只知道杀戮的军队，士兵们都坚信只要兵刃在手，无不披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怎么用军法、军律去约束他们呢？而缺乏约束的军队，将来还怎么可能保证打胜仗？
自古以来，屠城之事屡见不鲜，但其实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士卒发泄愤恨，而是为了便其抢掠。因为很多封建军队，对于底层的士卒都供奉不足，小兵经常被欠着薪饷，甚至半饿着肚子，即被驱策上阵，那么倘若不在破城时允其杀戮，从而也允其劫掠，他们还有什么动力继续跟着你干？
城中财货，其实是吊在士兵眼前的一根胡萝卜，将领别无他法鼓舞士气，才只能出此下策。这样的军队，纯靠杀戮和抢掠来维持士气，则一旦遭遇挫折，必然轻易溃散。自汉末三国以来，史书中经常会有成千上万大军为精锐所袭，瞬间崩盘的记载，原因即在于此。
裴该不打算延续这种恶性的将兵法，他希望自己麾下的大司马三军，即便练不成人民子弟兵，甚至做不成“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抢掠”的岳家军，也必须要比同时期的那些暴卒强上一个层次。故而裴军的军律中，是严禁在破城之后肆意屠杀，或者擅入民家的，唯有遭到袭击或者抵抗——起码是严重怀疑对方藏械，图谋不轨——才准反击。
因而晋军进城，原本只是控制街巷、官署，搜捕胡汉官吏、兵将而已，但很快便遭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那自然不能“打不还手”，而必须要反击回去了。
胡人中有不少出于仇恨或者疑虑，或者欲为胡汉尽忠殉死，乃与晋军相斗，但终究属于很小一部分，而且势单力孤，不成气候。能够聚众以抗晋军的，主要都是刘聪诸子，那些王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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