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沛媛开始为整场节目做司仪的时候，我才走到台下，所有人都在忙活自己的事情，似乎没有太多人去听台上说什么。也有几个男人，看得很起劲，但他们其实也没有听她在说什么。
又过了一会儿，几个人开始为一个歌手伴奏，唱的是程瑶瑶的一首歌吧，这也没让场子里安静下来。
台下还有几个男的，点了好几首歌，也有人要求何沛媛来上一曲，不过他说的似乎是二胡。何沛媛保持笑容，说：“谢谢。”然后弹了“二泉映月”。
这悲悲戚戚的曲子明显不符合现场的气氛，所以她只是将那最耳熟的段落弹了一阵，然后站起，再次鞠躬。台旁的经理，似乎很满意，对着台下的贵客鼓掌。下面似乎就没有这么艺术气氛了，其他人也开始点一些更热烈的歌曲，什么“死去活来”“你不爱我我去找小三”，最后台上的乐器一起合奏了一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场演出也就结束了。
我再次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收好了这场的钱，带着电三弦、琵琶和其他设备，站在门口等我一起走。
“还有一场？”
“嗯，中心百货有一个产品展示，需要模特，我把东西先拿回去存着，走过去时间正好。”
已是灯火灿烂时，街上到处都是人，我们匆匆赶上将要开的一辆公交，喘着气。我没有帮她提这些东西，之前已经说好，我只是在她身边，看看她平时怎么生活工作，不是必要不会打扰她。她坐下继续补妆，并没有在意旁边人的目光，下一站将座位让给一个抱孩子的母亲，挪到后门旁和我聊起小时候，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人。那时候这里都是荒滩，长得最多是杂草，但到春天的时候，就是从这片荒草滩，会长出五颜六色的野花，分不清它们都是什么名字，但却给她留下忘不了的记忆。
“我有一天自己跑到这里来了，看着江水缓缓向下游流动，看着好像平静，其实一刻也不曾停留。”她看着窗外的繁华说。
生命对她来说，可能就是这样一条河流，过去的，就过去了，不容争辩，不可追寻。
“但一切都是在变化的。”我说。
“嗯，我可一点儿想不到。如果我六七岁的时候，知道现在一天要跑三个场子，肯定觉得做不来。可现在，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还可以再接，”她笑，“人啊，从来不知道极限在那里。”
我看着她的眉宇间，似乎有一点淡淡的忧愁，却又转眼消失。她的妈妈我也见过，两人眉眼如此相似，只是她的妈妈，更加憔悴，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更多。美丽很柔弱，仿佛是春风里的花朵，开时娇艳，落时无情。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呵护。
“听说有一个加强营的护花使者追你呢？”我谈到这个话题。
“一号、二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她笑得很欢实，并没有忌讳这个话题，即使她也知道，在那阴暗角落里出现的流言，始终飘来飘去。
她说：“有时候，我也想有人帮我提提这个箱子。”我知道刚才她的用力，她的疲惫和她的倔强。
坚强并不是一个人的选择。
“只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奥斯丁说这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根本不理解另一半的想法。可我偏偏能理解该怎么办？”她勾着头，让头发散落了几丝，眼睛闪着光。笑容在脸上不再那么精致，可还是笑着。
我知道，她的心里有怎样的坚持。但如果能有两个人一起去承担，总比一个人要好吧。或许这种坚持过来的日子，给她的影响，并不是生活上的艰窘，也不是世俗的冷眼冷语，而是撕开现实的温情，让她忽然明白，人与人之间会有怎样的一种计算。
“有的人想的是一个美女做女朋友，可我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一个女朋友，所以我每次都会在开始就说：喂，听好啊，我的父亲现在每个月都要花四五千元，我每天最多跑三个场子，我还有……”她笑，“美女的魅力好像也抵不过三个问题啊。”
她在车上说的话都很轻，即使我们站得很近，但也听得很费力，但她的笑却没有变过。她似乎比别的人要笑得多，在台上赶场她要笑，在台下说话，她也喜欢笑，只是有的笑很美，有的笑很真。
“妹子，你坐吧，我下车了。”那位母亲对何沛媛说。孩子也对何沛媛说：谢谢姐姐，我们下车了。
何沛媛点头微笑，然后看我说，“还有一站，要不你坐吧，我习惯了。”
我摇头。
我们一起站在车上，看着窗外的灯河，看着那些灯光经过车窗，经过我们将要走的路。
她走进大堂，一个经理正在喊着旁边的模特，看见何沛媛，大声冲她喊：“快点儿，快！”
何沛媛小跑过去，不管有多么疲惫，她在工作时，总是很用心。
我没有接近，据说这里的经理要求很严，经常让她们站上七八个小时，有时候饿昏了也得继续笑，然后还被说笑得不够甜美。
对此，何沛媛评价：“甜美，甜美他个大头鬼。”然后又是笑。
只是工作仍是工作，不管有没有牢骚，工作不能抱怨，这也是她的态度。
我站着累得不行，但也没有坐下，我觉得需要这种状态，才能明白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也努力让自己能够保持微笑，何沛媛在台上摆着姿势，似乎也看见了我，但笑容不能不保持一些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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