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他在南京见识过郑和的宝船模型，但那是仿制复原的，毕竟不如直接登上接触这个时代的原味产品更吸引人。
李俊臣笑着朝前带路，对韦宝道：“公子就上这条船吧，我这条船是最大的，也是造的最好的。”
韦宝点了点头，与众人一同登上李俊臣那艘船。
韦宝到处看了一圈，不禁叹为观止，巨大的大海船上，应有尽有，除了娱乐设施赶不上现代的轮船，反正他能够想到的项目，人家都有，进水排水系统，控制系统，都很多名堂，一点不比现代的船只简单。
尤其让韦宝感兴趣的是这些船上的窗户。
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用半透明的蚌壳来做窗户。
每片取其中最平整的约巴掌大一块切割成整齐的长方形，经过精心打磨，光滑而平整，蚌片的厚度仅为0.1毫米，非常透明。
原来蚌壳表面的弧形纹路依然清晰，而另一面则发出蚌壳内壁上特有的珍珠光彩。李俊臣见韦公子对这个感兴趣，解释道：工匠们会把磨制好的蚌片安放到宝船木格窗上，即使海上风浪大作，大雨倾盆，也可保证屋里光线充足。
韦宝暗赞，在三百多年前，玻璃没有被使用时，宝船用这种方式采光，确是个创举。
其实是韦宝对于这个时代的建筑还不熟悉，其实在古代中国民间，特别是在沿海、水乡生活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为避狂风暴雨，早就就地取材，运用蚌壳之类的东西来镶嵌木格窗了。
这种贴有薄薄的贝壳片的窗户，叫“蠡壳窗”。
“蠡”即贝壳，蠡壳窗又名“蚌壳窗”，是明清时代江南建筑的一种特色。
蚌壳之类，即所谓“明瓦”，贝壳片全靠手工打磨使其变薄产生透亮，工艺比较烦琐，所以当年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做“蠡壳窗”。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宝船厂的工匠们，只是受了民间的启发。
“蠡壳窗”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一个过程。
清黄景仁《夜起》诗云：“鱼鳞云断天凝黛，蠡壳窗稀月逗梭。”说的就是这个物件。
它能很好地过滤掉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使室内家具受阳光照射后不会褪色和损伤。
安装了蠡壳窗后，就不用装窗帘了。
清朝前期，江南一带的居民常用这类蠡壳窗，清中期以后出现了玻璃，“蠡壳窗”也就开始消失。到了民国时期，就逐渐被玻璃窗所取代了。
“这些船能用多久？我指的是船的寿命。”韦宝问道，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问题简单就不好意思问出来。不懂就问，更何况还是自己手下人。
李俊臣答道：“这些船都是今年新造的，至少还能用二十年以上，我亲自督造的几艘船，用三十年都不成问题！都是松木所造，青松是西南高原最为重要的树种，心边材区别明显，结构中粗，在松木中密度高，硬度耐磨性好，是理想的防腐用材。船外侧刷了厚厚的桐油，防腐蚀。”
韦宝点了点头，对于大明的制造工艺更加钦佩，古代人的智慧真是无穷的啊。
参观完了大海船，韦宝在岸上对谭疯子、张浩波、张弘、洪升、林文彪、陈勋、林福和李俊臣等，和海军训练学堂有关的管事们道：“你们大家来自南北各地，以后大家说话，都尽量用朝廷的北方官话，大家要将保持团结，想方设法打破地域差别放在心上！”
一帮人没有想到韦公子居然会明确的提出来这一点，这还是在海军训练学堂还没有正式办起来的情况下啊，都觉得韦公子是不是想的太远了？
韦宝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发自肺腑的给他们打预防针，就怕到时候派系一旦形成，会出现内讧：“咱们内部团结，外面遇到再大的风雨也不怕！说一样的话，吃不一样的饭，没有问题。吃饭上面可以互相迁就，今天闽南才，明天东北菜，但是想法一定要一样，以团队为核心，以团队的利益为第一位！这是我们大家都要铭记的。”
众人一起称是答应。
韦宝稍微舒口气，他之所以不避讳的在这个前期提出这么敏感的话题，就是怕他们再重蹈覆辙，弄出闽系海军。
闽系海军指从甲午海战到解放前，由福建人为主组成，并由福州籍将领控制的海军部队，也指掌握闽系海军的军事政治集团。
从清末到抗战胜利，闽系海军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体，主导着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
闽系海军之所以形成，并非偶然，而实有其地理的历史的及人文的种种错综复杂因素。
福建省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的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加以其地山多田少，必须衣食于海，因之自古以来闽人即擅长海上活动，而以精于海战著称。
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即为泉州（晋江）人，其“俞家军”与戚继光的“戚家军”几于齐名。
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均曾称雄海上，闻名于时。
台湾收归大陆后，清代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各省水师总兵提督等高级将领，多为闽省的水师将领所出任，诸如康熙年间的万正色（晋江）、施琅、施世骠、施世纶（晋江）；雍正年间的林亮（漳浦）、蓝廷珍（漳浦）、吴英（莆田）、许良树（同安）；乾隆年间的陈伦炯（同安）、蓝鼎元（漳浦）等人无不来自于闽南的漳州与泉州。
嘉庆年间著名的海盗，以及平定海盗之乱的李长庚皆为福建的同安人（泉州府），更是一时传为佳话。
降至近代，绿营水师没落，新海军肇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所不同的仅是闽南人已为福州人所取代。
因为福州船厂与马尾船政学堂均设于福州之故。近代海军与传统海军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其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科技性与机械性，即李鸿章的“西方专门之学”，“须经先在学堂课以测算，再遣出洋精习数年，乃冀有成”的“西人绝技”。
新海军，必须要在国内的学堂教育，并且还要出洋留学再加深造，经过西人的长期教导，而透过国际科技转移才可学到或掌握驾驶及操纵此一新海军的能力。
因此，使近水楼台的福州人得以捷足先登，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驱。
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海军是一条登龙的捷径有利可图，远于第一批留学英法的“闽厂生徒”回华之前，即表现“一得自矜、贪慕荣利”。声言：“创办铁甲，正我辈富贵之日，苟非高官厚禄，切不可就。”及至回国进入海军服务，逐渐地由偏裨而荐至将校，更是俾倪不可一世。视海军为其专利。尤其是民国初年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时代，先后十年，连任八次（每易阁揆为一任）；李鼎新继之，又于四年之间连任五次，福建人俨然是海军的不倒翁。
他们依附军阀，把持海军，以中央的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遂使闽系海军的势力盛极一时。
其后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虽然不属于“船政系”（或马尾系），但依然同为福州人，闽系的结构并无改变。
以海军部的人事为例，根据《大清缙绅全书》清末时期大体尚为福建与广东藉者各半，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
可是一到民国时代，即大为不同，如在民国廿二年三月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之多，约占全数的70%。
其他海军总司令及各舰队司令，乃至各海军机构的首长，也是非闽人莫属，其垄断可见一斑。
“闽系”一词的来源，实以清光绪十六年（1890）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所用的“Fukienese Clan”（福建帮）为最早。
琅氏于北洋海军建军之初，曾经先后二次受聘自英来华，担任北洋舰队的海军总查，成绩斐然。可是却因遭受军中少壮派将领之反对，而于光绪十六年二月（1890年3月）中旬发生香港升旗事件，迫使其愤而辞职。
琅氏在向英海军部报告中，认为“升旗事件”乃系林泰曾（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以及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罗丰禄和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宗光（复）等福建人故意排挤他的一项阴谋，故而使用“福建帮”一词。
在同一报告中，琅氏并曾指出：福建帮在舰队中的势力极大，一旦使之当权，则海军即可能为他们所毁坏。
那时候，“该舰队即将变成福建人家族的舰队，各舰艇即将为他们的亲族所充满，而训练有素的北方人也将要被他们所踢开”。
琅氏之所言可能系出于一时的激愤。但从日后闽系海军的表现来看，却多少亦为他不幸所言中。
福建人单独掌控海军，也几乎决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海军的命运。
一个地方的人独大掌握一支军队，很容易形成军阀形式，很容易与其他军队发生摩擦，造成严重的内耗，削弱战斗力。
整整半个多世纪由一个地方的人把持一个国家的海军军官体系，这种情况发生，是很正常的。
所以韦宝希望自己的海军在创办之初，便不存在这种可能。
“你们千万不要有地域偏差，大家都是汉人，这一点要铭记。”韦宝道。
听韦公子说的认真，张弘、洪升、陈勋、林福、李俊臣等人并没有觉得公子将他们当外人了，而是觉得公子对他们推心置腹相待，把他们当成自己人看。
“公子请放心，我们虽然都是一个地方的人，但是到了公子这里，一定会尽己所能将会的东西，都教给底下弟兄们！在公子这里，我们只会将自己当成海卫队的一员，而不会想着自己是哪里的人。”张弘首先表态道。
其他的洪升、陈勋、林福和李俊臣等人听后，也跟着纷纷表态。
韦宝很是欣慰，对谭疯子和张浩波等人道：“你们也同样不要有这种想法，以后也不要分什么海军和陆军，东北人和福建人，海卫队和陆卫队，都是咱们护卫队的一部分！”
“是，公子。”谭疯子等人也急忙躬身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