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制部分来源于秦汉唐宋以降的汉族政治传统。
不应当明初专制强化完全归咎于蒙元，明初君权的扩张仍是继承沿袭了唐宋以降君权上升的汉族政治传统。
明朝人出于政治宣传，始终不遗余力地强调自身与汉唐宋的继承关系，否认与蒙元的关联。
朱元璋自称“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之以宋朝之典”。
这也一直成为明朝官方的宣传口径。
从种族和军事扩张角度出发，论证明初朱元璋向汉族政治传统的收缩和“回归”，或者“江南本位”。
朱元璋自我作古，独创了一套政治制度。
朱元璋个人在制度创设中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洪武制度的影响只能以抽象曲折的方式进行，投射到朱元璋的意识里，然后在经过他的有意加工而作用于制度建设的。
显然，“名不副实”、“名同实异”的情形会更多出现。
但古经、古制对朱元璋的幽微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
朱元璋与大臣讲论经史、热衷古经的史实。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古代经典是逐渐熟稔的，古代理想的政治秩序也确实是他所想望的。
朱元璋在洪武后期，确实参照儒家经典来施政，这与洪武中前期相比，确实形成了对比。
朱元璋至少是在治国理念上有参酌三代古经的愿望。
进一步而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后来声言：卒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
朱元璋所谓“自古”固属饰辞，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和设想。
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
四辅官、大学士的设立，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斟酌古制而成。
洪武时还曾仿照《周礼》，改给事中名为元士，后又改为源士。
朱元璋强力推行的《大诰》，定名亦来自《尚书》。
综而言之，朱元璋的制度来源，综合四种来源，蒙元，汉族传统，自我作古，远仿三代。
当以“多元到一元”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
“多元”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进路多元。
“一元”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
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
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
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强化。
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同时分封制、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
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
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多元到一元”的演变过程。
虽然来源复杂，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
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
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不需要依靠、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
于是，朱元璋本人的权力，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扩张，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裁量权和随意性，正所谓“帝方操威柄，学士无所参决”。
明朝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朱元璋制度。
韦宝的制度也是如此，天地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韦宝自行搞定，都是韦宝指明了方向的产物。
所以，天地会的制度，也实际上就是韦宝的制度，这和大明王朝的建立，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韦宝不需要依附于任何势力，天地会的制度，不用被任何势力影响。
韦宝终于交清了六百万两纹银，聪古伦格格也被弄进了京城。
聪古伦格格是被扮成一户大户人家的侍女而带入京城的，这样的事情对于建奴的细作很难，对于天地会统计署来说，毫无难度。
韦宝第一时间去看望了聪古伦。
聪古伦被带到一家深宅大院的后院，便没有人来管她了，任她叫破了喉咙也没用，倔强的出来格格甚至以死相威胁，居然也没有人来。
就在聪古伦考虑是不是要真的自尽的时候，就连绳子都挂上了树梢。
韦宝来了，“你干什么啊？”
聪古伦格格正抬头望着树上的绳索，见是韦宝，惊喜道：“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