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皇帝亦不待言。
明代士大夫亦对朱元璋和洪武制度绝对认同，即使那些并不合理的部分也不例外。
直至明亡，遗民才发出些许质疑声音。因此我们可将洪武制度视为“一元”。
这“一元”带有浓烈的朱元璋个人特色，它在获秉了“祖宗之法”无上地位后，也同时拥有两大特质。
不甚合理、持续调整。必须指出的是，“祖宗之法”在“持续调整”的过程中，已经只是“形式继承”了。
同时，这个“持续调整”的过程，在洪武年间即已开始。
甚至于，作为制度总则的《皇明祖训》，也经历了从《祖训录》到《皇明祖训》的曲折变化。
朱元璋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口含天宪，乾纲独断，创设了洪武制度。
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国理念，却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未必尽符合后来嗣君的统治。
朱元璋废丞相，实现他个人集中权力的愿望，却不能一个人负其繁重的政务，于是只能设立四辅官、大学士，以分担皇帝责任，而非权力。
到后代终于演化为内阁制，实现了对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转；朱元璋仿唐制，设卫所、军户，原意在确立军户、军屯制度，向府兵制回归。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制破坏，征兵制衰落，募兵制成为实际上的明朝兵制；朱元璋将元朝粗朴的户籍分类制度严格化、规范化，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实现“一国之家长统治”的朱氏理想社会秩序。
不过明中期后，白银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国际贸易兴盛等新因素，使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都产生巨变，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秩序，遂难以为继。
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国，意图用重典求治，在他的继承人那里也不再继续推行。
而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宗藩制度，在他身后很快遭到完全破坏和全面修正，藩王不再享有护卫，经济待遇，人身自由亦遭遇极大限制。
《宗藩条例》不断修正，明末宗藩几乎可以入仕，洪武分封制已名存实亡。
故而，洪武制度虽然以《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元”，但其由于本身多有不合理之处，以及时代推移。
洪武制度本身经历了不停的调整和变迁，以至于面目全非、名存实亡。
洪武制度虽属“一元”，却蕴藏着丰富的取向，这是“多元”。
从“一元”到“多元”，是洪武制度后续命运的突破口。
洪武制度的终极走向同时，对洪武制度、尤其是《皇明祖训》名义和形式上的遵从和维持，保护了它的“一元”地位，维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续，绝不能因为“面目全非”和“名存实亡”而忽视乃至否认洪武制度对明代制度的奠基性质和深远影响。
好比朱元璋造了一座大房子，这座大房子的结构、形式已为朱元璋所亲手做好，大匠运斤。
后代子孙时常觉得房子在使用过程中，住得并不舒服。天气、水文、交通等新的因素影响房子的使用效果和居住体验。
此时，他们只能“偷梁换柱”、“曲突徙薪”，重修房屋，以达致合理的境地。“祖训至上”与“持续调整”。
“一元”与“多元”，构成了笔者理解洪武制度的主要范式。
朱元璋撤了宰相，说是权分六部，其实全部集中在皇帝身上，这就导致皇帝的工作量太大。
朱元璋非常敬业，并且也是精力充沛，一个人把活全部干完都没问题，他儿子朱棣，勉强也能顶住，但是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就请了几个人来给自己当秘书。
以后出啥事自己就不管了，叫秘书想办法，秘书的办法挺好，就用红笔打个勾，然后交给六部去执行，如果秘书出馊主意，那就叫他们重新想。
所以从这个时候票拟权开始分给内阁。
皇帝也是要面子的，自己身份那么高贵，配的秘书肯定不能太差，所以经常让一些五花八门的大学士来当阁臣，甚至把六部侍郎尚书叫过来当阁臣，这样导致内阁的权力地位进一步上升，朱瞻基他就不如他爷爷他爷爷那么有精力了，所以几乎啥都不管，票拟几乎全权托付给内阁，当时是明朝最优秀的内阁三人组，三杨内阁，所以仁宣之治，说实话，跟宣宗的关系不大，主要靠三杨。
然后人总是越来越懒的，朱瞻基开始连红笔打勾都懒得打了，所以他就教太监识字，叫太监帮他打勾，所以批红权在这个时候开始向司礼监转移。
反正明朝，谁同时掌握了票拟和批红，谁就是真正的皇帝。
比如张居正，自己想干嘛就叫自己的亲信写奏章，然后自己在内阁票拟，拟好后，再交给好朋友冯保批红。
明朝的宦官问题十分严重，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批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