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说，大家都理解，穷过的人，理解穷人。乡村杀马特，也有一颗向上的心。
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要说差异化，要说草莽英雄，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芯片设计制造、基础软件架构，还不行。从基础上不行，我们就不行了吗？我们从应用端入手，从功能实现上发力，不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这需要积累和时间。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阵地战不行，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也可以非对称。”
我就烦李茅，举例说明专业问题，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但他讲得气宇轩昂、鼓励人心，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然然的支持有限，但在我们心中，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
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估计他的内心中，也有英雄主义情结。这是我学心理学后，喜欢观察的角度。
“庄哥，你是搞文化和哲学的，在你看来，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究竟是好还是坏？”
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得回答，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但谦虚为先：“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说我是搞哲学的，我只是爱好者。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与这关系不大。”
小苏是好事者，他要挑起话题：“庄哥，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让我猜猜，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是股东？我们三人都是股东，没有独特性；是工厂主？算是，温州那个厂，你经营得不错。但是，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是算命的人？街头多的是，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算得准些而已；是生意人？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排除。算了，你自己说，你定位是什么。但是，条件是：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不能跟别人重合。”
他这明显是挑事，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李茅说我有点耍赖，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满意极了。
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
“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五胡乱华的时代、三国纷争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所以，老子说：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哟”李茅急于得到结论。
“在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圣人在寻找道路，英雄在闯出道路，总是，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