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到：“碰到专家了。那李班长的环卫呢？”
“正式职工属于全额财政拨款，还有部分临时聘请人员，那得从其它事业经费中挤出来给他们发，向财政要钱，是我们单位一把手的基本功。”李班长自己回答了。
我对赵班长说到：“那你不好嘛，既拿国家的，又拿自己的，钱还多些嘛。”
“乡镇的事，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好单位，各位领导都看上了，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往这里安排，我刚进去的时候，只有五个正式职工，外加三个民工，现在你猜多少？二十多个正式工，外加十多个民工，扩张了四倍。”
我说到：“人多清闲些嘛。”
“错，还忙些。你不知道，这些后进来的人，都是有领导关系的，如果他有本事，早进其它单位了，如果他没关系，也进不了我们这里来。民工里面，大多是不怎么会干事的，也是领导里面最不能干的亲戚，让我们给口饭吃的。怎么办？来了人不得供着，待遇不就下来了吗？况且，人越多，事就越多。人是会自己产生事情的，在处理人事纠纷和矛盾中，就牵涉了大部分精力，谁抓生产，只有我们这几个老职工啰。”
我感叹到：“人一多，就把一个好单位吃穷了。”
向班长说到：“县乡两级都是这样，经济不行了，就都想吃财政饭，财政饭保险嘛。财政维持不动了，就报贫困县争取国家贫困资金，吃国家补助。总之，有点关系的，在县城就吃财政。没关系的，要么开个小店子，天天交各种杂七杂八的税费，赚不了几个钱。要么外出打工，农村就没人了。”
我学过经济学，知道拉税收边界这回事，就问到：“税费收多了，店子生意差了，岂不要把店子收垮，那财政不是受影响了？”
向班长说到：“你说得是有道理。但有关系的人，你不仅不能乱收，还要减免。要完成税收任务，只有逮住那些没有关系的狠收了。所以，在我们县乡两级，哪怕做一点事情，都得有关系，不然是混不下去的。这就是人情社会，也是生存法则。老赵以为到镇政府就给老家父母撑腰了，也是这个逻辑。”
人情社会，全靠关系。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今天中国从事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农业社会的特征应该减轻了啊。我在温州在北京就很少有这样的感受，他所说的仿佛是我原来读书出来之前的农村，中国近几年发展这么快，想不到这种事事靠关系的风气反而更加深入了。
凭关系可以，起码做事要像点样子，这才是进步。
我想到一个大问题：“按你的说法，现在的农村是比过去好了还是不好了？”
向班长说到：“当然是好了，至少农民可以用脚投票，不在你这里干了，农业税也不收了，对不对？千百年来地方官府压榨农民的机会没有了，是不是进步？我们县的经济就是个打工经济。为什么？大部分劳动力都外出打工，老人孩子留在农村或乡镇，得寄钱回来吧？年轻人寄钱回来老人孩子消费，就有市场了。况且，有的年轻人落户大城市有困难，在外面挣了点小钱，要回乡买房买门面做生意，这也是为他自己养老作打算，这也推高了县城和乡镇的房价，也支撑了政府的税收。但是，我总有个忧虑，也许过不了好多年，当这些年轻人老了，他们的后代在大城市扎根了，我们县城乡镇的市场衰落了，我们税收收不起来了，哪个来支撑财政？光靠扶贫救助款，能吃饱？”
我直观反应是：“那就削减财政供养人员吧，比如老赵那个广播站，恢复原来七八个人的编制不就行了？”
赵班长笑到：“请神容易送神难，都是领导的亲戚，哪个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呗。”
向班长说到：“你们注意到没有，原来在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红火的时候，乡镇那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终究竞争不过大城市，现在乡镇有什么企业？绿色产业是麻将馆，重工业是烤羊肉串。县乡两级最大的产业，就是吃财政饭，当这碗饭吃不好的时候，也是县乡两级衰退的时候了。”
我佩服他对政策的了解，也佩服向班长对趋势的把握能力。我赞到：“向班长，你在政府开车，果然见多识广。”
他摆摆手，说到：“我一直在走下坡路，不过听领导们在车上议论多些，所以就说得多些。”
“你怎么在走下坡路呢？跟领导开车一直都是金饭碗的么？”
“小兄弟，你不太了解今天的行情。从市场上来说，只有稀缺性决定价格，对不对？”
他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他的理论水平确实有点，毕竟跟高手天天在一起，自己也成了半个高手了。
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到：“过去我们在部队，要学个驾驶技术，名额有限，技术好的司机更是少，所以，我们吃香。你要知道，过去车也少，司机也少，所以我们是金饭碗。但是现在，学个驾驶只需要两三千块钱、两三个月就成了，司机多了，我们就贬值了。车也多了，很多领导家里都有私家车了，家里的事也不太需要我们掺和了，对我们的依赖也小了。我们的作为小了，所以我们的地位也就降低了。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嘛，领导对你的需求程度降低，意味着领导对你的重视程度降低，所以，我们是越来越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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