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来自外界的新事物，尤被那些新崛起的汉族文武官员所重视，因为他们特别想知道为何屡屡败于东岸之手。满清朝廷对此虽然有些不满，但在四处受敌的情况下，不得不越来越倚重汉族官员，故对这些新思想也不好明令禁绝，只能有选择地接收了。即利于其统治或增强国力的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鼓吹共和思想、新政治体制的自然一概禁绝，当然有关满清黑历史的东西就更不能放进来了。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尤其是在与东岸议和，双方全面开放贸易和边界之后——清国与几十年前已然大不一样！其变化幅度虽然不如顺国那么激烈，但也颇为可观。与他们相比，如今中国大陆上最落后、最腐朽的势力，反倒是南明朝廷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杨王处长说得是。前次小老儿已经书信家中，令子侄辈十余人前来余姚。这些多是从事典当、笔墨和茶叶行业多年的老手，经验丰富，必将能为宁波的工商业添砖加瓦。”林员外笑呵呵地回答道：“大东岸为咱们商人创造了自古以来未有的良好经商环境，大家都是十分珍惜的，也都想来宁绍发展，都不用杨王处长催的，自己就跑来了，呵呵。”
杨王林听后点了点头，笑而不语。他当然知道林员外这话多有不实，徽州帮商人入籍东岸的固然不少，但不愿入籍的却也不是少数，他曾经就听说过某位“心怀桑梓”，回老家上书满清朝廷，请求开设银元局、铜元局，用机器铸币，革新币制，并且为朝廷所采纳了。盖因此时的清国境内，因为种种原因，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极其混乱，其中既有东岸的银元、铜币，也有本来的银两（但大小不一，全靠称重，成色也很复杂），民间私铸的钱币及外洋贸易而来的欧陆诸国银币更是所在多有，极大地影响了商业发展，“民甚苦之”。
因此，在看到东岸人机器铸造的外形精美、成色统一的货币后，这位商人建议从东岸人那里采买水力冲压造币机，疏浚市场币制：初步计划是铸造大银元（重七钱二分）、两开银元（重三钱六分）、五开银元（重一钱四分四厘）、十开银元（重七分二厘），以此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银币。此外，铜元局还将用机器铸造当十铜元、当二铜钱，用来畅通全国，甚至还打算联合诸多钱庄、票号（尤其山西那一票实力雄厚的）发行以一千文铜钱为单位的制钱票，以方便日常使用，促进商业发展。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举措都是能极大提高清政府财政收入的，这不光是铸币税的收入，同时还有币制统一后全国工商业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且后者的红利几倍于前者。这些商人集团选择了家乡，选择同满清政府合作，说起来还是令杨王林挺不爽的，不过却也没太介意。东岸人讲究来去随便，自由贸易，自然不会摘了自家的牌子。
但不管怎样，宁波的商人集团开始越来越深地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满清的商人集团在见识到海外的诸多新事物后，也开始间接地通过汉族官员上书朝廷影响国家政策。而随着外来新思想的不断吹风洗礼，商人集团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汉族官员话语权的加大，这种影响肯定会越来越深，至于最后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那就要看后面的走向了，这是谁都无法说得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