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丁对这些法国贵族们的想法一清二楚，同时他个人也对这些贵族们嗤之以鼻。平民出身的他分外瞧不起这些整日里除了鱼肉百姓外再无任何正事可做的贵族，这些人再乡间拥有大片私人财产（一般都是庄园和田地），但却只缴纳极少的一部分税收。布阿吉尔贝尔曾经写道：“收三四千利佛尔田租的人，只缴纳十或十二埃居（1埃居约合3利佛尔）的税；收三四百利佛尔田租的人，却要缴纳一百利佛尔的税，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康丁曾经听莫三给他讲过发生在东方明国的关于所谓“贵族”不纳税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原本他以为这种可笑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但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从1648年的新税收法案开始，法兰西王国也走入了这个怪圈——去年（1650年）全年，法兰西全境共征收了4800万利佛尔的达依税（一种按土地、人口计征的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其中大部分由贫穷者负担。
法国的征税制度，基本是按教区来征收，每个教区每年有一个额度，征收员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征收到足够的税收，否则便只能自己垫付——但这种情况很少，征税员们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总是有很多办法弄来税收。比如，他们会牵走缴不起税的农民家里的牲畜，会拿走他们家里的家具，有时候还会把人下狱——当农民的亲人想把人从监狱弄出来时，不但需如数缴纳税收，还要额外花费更多的打点费用，这往往导致很多人破产。
这些掌握了法国乡间权力的“士绅”们将所有税负都转嫁到那些最贫穷、最无能为力的人身上，他们看着这些人破产，然后等待政府拍卖他们的地产时以一个可笑的低价买走，然后这片被并入他们名下的土地从此也可以不再交税或者只缴纳极少的税收了，而上级摊派下来的征税额则可继续转嫁到穷人或手工业者身上。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大量法国底层百姓纷纷破产，仅最近四年以来，就有很多行将破产的手工业者远走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到那里往往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发了大财；另外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法国人则只能去当水手、参军入伍或者前往海外殖民地碰运气，目前在荷兰当水手的法国人就已经高达五六万，打工的法国破产农民就更不知凡几了。
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程度的越来越严重，以及法国税基的逐渐减少，这个国家迟早要出大乱子。这个乱子不是像现在贵族反对国王这样的过家家一样的混乱，而是一场席卷全法国的深刻社会动乱，或者按照东岸名词来说的话，那就是“革命”。现在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也许再过个百十年，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将彻底吞噬这些鱼肉百姓的贵族、商人和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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