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这些事情后，孙诚仁就打算暂时回大明了，归期就定在几天后。临走之前的这几天，孙诚仁还抽空去拜访了一下这大半年来给了他很大帮助的“霍干部”，然后又走访了几个本地“衙门”，最后将目前还空荡荡的铺子托付给一名相熟的商人照看。这才放下心来静等归期——按照计划，他明天就将搭乘一艘返回的蒸汽小火轮抵达青岛港，然后乘坐定期班轮前往盐城港。再从那里启程南下绕过合恩角，最后顺着秘鲁寒流、南赤道暖流（处于东南信风带内）一路返回宁波，全程大概需要一百天以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这东岸国同时亦极重商事，商人地位亦远非大明可比，真是令人称羡啊！”虽然已经打定主意要移居东岸了，可这孙诚仁的潜意识里却似乎根本没把自己当做是东岸人，只听他继续自言自语道：“为了发展商事就在全国铺开修路，靡费朝廷库银巨万，还专授良家子以商事学问。这真真是……”
说到这里，孙诚仁不由得摇了摇头。若不是他已经商多年，对商人本身一无太多偏见。恐怕也得如同那帮老夫子们大叹一声斯文扫地、世风日下了。
孙诚仁所说的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确实客观地存在于大明与东岸之间。甚至于，这种差异还存在于旧大陆国家与东岸之间——这绝不是开玩笑，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舆论对工商业的鄙视程度虽不如大明，却也是实打实的，这多多少少阻碍了工商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这几个国家说难听点处在封建社会一点不夸张，其陈腐的观念和僵化的意识形态，彻彻底底地阻碍了这些国家企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进而阻止了她们往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过渡。就拿法国来说，虽然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开始在上层人物（黎塞留、马扎然等人）的强力推动下，渐渐关注起了工业企业，但这个过程仍然太过于缓慢了，且也不占多数。
如果法兰西最多出现的情况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都会迅速离开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的工商业领域，然后投资贵族头衔（此时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买的，但就和清朝的捐官一样，颇受鄙视，也无啥实权），进而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孙获得一个官职；同时他们还大力投资能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租金收入的土地，算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后路。
这种情况在法国愈演愈烈，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都将经商视为跃升社会阶层的一个跳板，一旦达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洗脱自己商人的身份，然后试图混入上流社会阶层。他们的子孙一般也极少子承父业，大多进入公共机关，担任一些官职，依靠祖上留下来的丰厚遗产当起了地方上的乡绅，再也没有当一个企业家的能力和觉悟。
法国社会的有识之士曾经对此表达过不安，他们中有的人曾经说道：荷兰商人的孩子大多数会子承父业，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相关知识，他们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控制了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我们的商人无法与他们竞争，他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新手的模样，几乎代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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