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那一万数千名八旗如今部分随陈泰南下征伐浙江、福建，部分西行前往九江一带，策应济尔哈朗的南昌攻势，剩下的部分则要看守南京这座极具政治意义的城市，根本无暇脱身。而正在陕西、甘肃和四川征战的几股满蒙八旗合起来也有两三万人了。这些人里面似乎能抽调个万儿八千到山西来，只是暂时可能要便宜贺珍、张献忠这些人了。除此之外，驻守西安、延安、榆林地区的满蒙八旗数千人也可以东调代北，顺便以最快速度切断姜瓖北逃大漠的道路。
这么七算八算下来，清廷能够抽调出来的兵力委实不多，大概只有满蒙八旗两万五千人的样子（北京出一万、西部前线抽调一万、驻守陕北的五千东调），且分驻各处，一时间集结不易。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多尔衮果断决定，从山东战场再抽调两万满蒙八旗北上，并迅速经北直隶西进山西，平定当地乱局。
这样一来，前往山西平乱的满蒙八旗总数将达到四万五千人左右，应当能弥补下绿营炮灰数量不足的窘境了。只是如今山东黄衣贼“势甚猖獗”，与清军在青州府、莱州府交界处对峙厮杀数月，大批清军被拖在这里动弹不得。如今要想从形势错综复杂的山东抽调数量超过两万的满蒙八旗北上——如果可能的话再抽调数万堪战绿营同赴山西，这非得稳住黄衣贼不可。
因此，多尔衮在2月初任命济南的勒克德浑总领北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望山东诸军“精诚协作、专力进剿，勿使贼势复起，祸乱青、济”。
2月中旬，随着茅德胜得到清军撤军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军队调动几乎很难瞒得住人，东岸军队开始频频动作，意欲西进，这时候多尔衮又给山东下了第二道命令：“贼兵精狡。战技娴熟。若不能力抗，则应深沟高垒，以拒贼军。山东诸部兵将俱赐彩缎黄金，先给三月军饷。异日立功，封妻荫子不在话下，望诸军勉之”。
与此同时，2月15日，清廷还派人给正督促人马西进的茅德胜送来了一份招降书。其中言之凿凿：“大清应运龙兴，豪杰响应。前有洪承畴、吴三桂等知天命之所在，洗心革面，朕嘉其志，俱有封赏；尔当审时度势，弃暗投明，身享富贵，功垂当世；若不然，如李闯之流，粉身碎骨、妻子戮辱。大福不再，殷鉴不远……”
茅德胜对这种满篇屁话的招降书当然是置之不理，在派人打发走了清廷使者后，他更是再三督促各部加快行军速度，坚决不能让清军顺利撤退。
在姜瓖反正之前，清军共有约不到两万人在青州、莱州二府交界处与东岸大军对峙，其余清军主力（包括近两万名满蒙八旗）则在济南府、东昌府和兖州府剿灭已经严重威胁到清廷统治的榆园军等土贼。而在大同剧变的消息传来后，清廷迅速做出撤军的决策，因此谭泰便先带着一万五千八旗兵即刻脱离战斗，集结完毕后立刻从兖州府北上。此外他还从与黄衣贼对峙的最前线悄然调回了五千蒙古马队，一同北上北直隶。
这些精锐部队被抽走后，前线的清军也在东岸人反应过来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了回去，然后进驻了后方早已整修完毕的既设阵地。打算全力阻击黄衣贼的西进，以便给济南府的勒克德浑争取到足够的调整部署的时间。而益都县，就是他们抵抗的第一道、也是兵力最雄厚的一道防线，东岸人只需击破挡在这里的清军，然后便可一路疾进，直趋济南府。沿途再无有力阻隔。因此，这也注定了青州城争夺战的惨烈。
而进入二月下旬以来连日的阴雪天气严重阻碍了东岸军队的步伐。尤其是后勤辎重及炮兵部队，更是将大量时间耗费在了泥泞的雪地里。再加上清军撤离前更是有意破坏了官道，这给东岸大军行军更增添了无数困难。因此，直到今天（3月4日），攻城炮才在数百名军夫及大量骡马的人喊马嘶下，姗姗来迟地到了青州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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