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说本地化了的干部不好，事实上登莱、宁波的很多本地干部，至少在目前这个局势下，还是愿意听从上头的吩咐，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本地化干部与外来干部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了取悦上司而干损害地方利益的事情，在执行政策时会更多地照顾本地，与外来空降干部完全是两种风格。
宁波商人们这次集体商议贸易自主权的事情，其实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事情了，同时也是宁波地方势力对东岸统治势力的一种试探。多年良好的对外贸易，给了宁波商人们充足的底气（积累了大量资本），提升了他们的信心。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们办缫丝厂、纺织厂、茶厂、碾米厂、榨油厂等等，不但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还给政府创造了很多税收，因此他们潜意识中觉得东岸统治阶级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如此方才可以酬得他们的功劳。
以前这种试探条件还不成熟，也注定会没什么结果。但现在情况和十几二十年前可大不一样了，他们的资本实力日渐雄厚，地方政府的职位被他们大量渗透，就连新军里面都有一些他们的人。在这样一种“大好局面”下，也是时候提一些权力分配建议出来了，而这无疑需要从对台湾银行的贸易垄断权开始试探底线。
而作为大型辛迪加企业，台湾银行也不是没听到什么风声。事实上他们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在此之前数日就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公司一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最终也仅仅是讨论罢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之所以到现在还没跳出来反对，大概也是因为拿货需要从这些宁波商人们手里拿，受制于人罢了。
这个事情，最终多半还是要靠妥协和谈判来解决。宁波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确实不能再无限制忽视本地商人、官员们的利益了。台湾银行与这些新兴势力一起，将蛋糕做大做强，并重新分配其中的利益比例，似乎才是正确的做法。
当然商人们从来都是逐利之徒。政府和台湾银行即便对他们做出一些让步，但也要注意他们是否将限制出口的商品也偷偷卖掉了，这都是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政府提高了商人们的自由度和政治地位，但也要对他们加强监控，如此两方面兼顾，宁波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良好的维持，经济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