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诚如陛下所思所想：人，总有所求，或趋名逐利，或沽名钓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那么，蓟王何所求？
若求大汉江山，断不能给。若求裂土增封，自无可厚非。若求美人如玉，当多多益善。
奈何人心隔肚皮。
蓟王之真心，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如今贵为王爵，位极人臣。稍后还当重用。不可不察。
故陛下以“加九锡”相试。若蓟王受领，乃犯人臣之大忌。如窦太后所言，日后必诸多设限。罗织罪名，莫须有构陷。轻则削县，重则除国。身死族灭。
然若蓟王推辞不受，恪守臣节。陛下亦会心生警惕。因为在陛下看来，人总有所欲。有欲必有所求。无人例外。蓟王乃当世人杰，自也不会例外。若行虚情假意，更需警惕。
一言蔽之：领受九锡，显露野心；拒而不受，隐藏野心。于是，受与不受，皆不能令陛下安心。陛下若不安心，蓟王又岂得安心。
于是，退而求其次。
蓟王索要“赐婚”、“增邑”。
既表示对皇位“无野心”，又展示自己“有所求”。
陛下纵肉疼不舍，却也给的安心。
蓟王有功理应得赏，亦是理所应当，受之无愧。
如此一来，皆大欢喜，君臣无间。
再一言蔽之：“无野心而有所求”，方是蓟王安身立命之道。无欲无求，死也。欲壑难填，死也。
如此复杂难寻的义理交锋，差之毫厘的细微拿捏，生死一线的精准算计。自幼身居高位，快意恩仇的刘备，又如何能知晓。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思前想后，蓟王这便起身下拜：“得诸位鼎力相扶，乃备之幸也。”
殿中诸谋主，亦肃容回礼：“得遇明主，亦是我等三生之幸也。”
君臣相知，莫逆于心。
“九锡”，周朝已见记载。《公羊传·庄公元年》：“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后有注疏：“诸侯有德，当益其地，不过百里，后有功加以九赐。”周时，天子会授予在道德操守、文治武功等诸多方面，有极大成就的诸侯，九种特殊器物，便是“九锡”。
周时加九赐，无关帝位。直到王莽时，“加九赐”才变得别有用心。王莽欲篡汉，然时人皆以为，汉朝乃天命所归，王莽本是汉臣，若冒然篡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国不正。国不正则位不稳。为名正言顺，王莽这才炮制加九赐，作为称帝的前置。加九赐后，王莽一切“如天子之制”，最终篡汉。
“加九锡”，本是对人臣最高褒赏。如王莽、曹操、司马昭等，皆加九锡而位极人臣。然自王莽始，凡“加九锡”之人或其子，颇多篡位者。
王莽始作俑者，后被孟德父子，发扬光大。禅位前加九赐，成为逼末代帝王“禅让而篡位”之标配。后有西晋司马炎、南北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隋唐杨坚、李渊、赵匡胤……如出一辙，大同小异。此举，亦成为后世权臣称帝的基本模式。
时至今日，孟德虽未必再有机会。然王莽已开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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