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说，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反而是增加朝廷的权力，而非是削弱，朝廷要增税，得有一个由头，皇帝也不能说增就增，可是当初设定租庸调制的时候，已经将这一点定为了基本国策，均田制是一脉相承传下来，要改变非常困难，有这么一套税法，可以增加变数，就给予朝廷操作的空间。
又听韩艺说道：“而陛下的担心，臣以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在西北制定税收多少的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那些酋长，这只是因为西北的牧民习惯于酋长制度，故此由酋长来定，但是随着官府的建立，官府会渐渐取得主导，就好像乡绅与官府的关系一样。中原可没有酋长制度，百姓习惯于服从官府，那么决定税收的当然还是朝廷，就算陛下将这权力施舍出去，那又应该由谁来定呢？贵族、官员、地主，这根本不可能，中原的税收，必须得由朝廷来决定，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胜任。”
这凡事都有两面的，就看如何取舍。
李治说得对，韩艺也说得对。韩艺的这一套虽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府的权力，但是它的弹性比较大，可以根据国情不停的改变，而如今的均田制，税收弹性就比较小，等于就已经定死了，但是均田制能否长久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长安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制造业正在兴起，那么税收改制肯定是势在必行，每个朝代都经历过税收改制。
这也是韩艺的一贯做法，他的变法，从来就不是说大刀阔斧的干，他习惯潜移默化，慢慢的去改变，如果出了问题还可以及时收回，这也是为什么韩艺明明推行了很多的政策，但是很少引起大家的讨论，因为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
韩艺说得很有道理，哪怕在西北，订制税收的也是酋长，酋长在当地个个都土皇帝，跟中原不就是一回事么，只不过相对而言，他们是分散的，中原是统一的，其实都是统治阶级再做决定。可见这一套税法实际上是为了平衡官府与酋长之间权力分配，因为统治异族，矛盾往往发生在这两者之间，这等于还是帝王之术，让他们相互制衡，跟百姓没有关系，只是说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李治现在也反应了过来，这其实就是帝王经常玩得手段，不禁眼中陡然一亮，这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他只想着如何去加强统治西北，但是你要加强，肯定就要加强都护府的权力，但是如果一味的加强都护府的权力，这山高皇帝远，也是难以控制，这是一个隐患，反过来不给官府太多的权力，官府又控制不住当地的胡人，理应采取平衡措施，这一套税法可以很好的平衡他们，一个定税，一个收税，两者谁也不敢乱来。
这么一说来，对于皇权是大大的有利。
韩艺见李治目光闪闪，知道他终于想到了这一点，心想，得再给他来一剂猛药，促使拍板决定，于是又趁热打铁道：“并且，臣有把握，一旦朝廷决定这么做，五年之内，东突厥旧地必将接受朝廷的绝对统治。”
李治一愣，道：“这跟东突厥又有什么关系？”
韩艺道：“俗语有云，这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东西突厥乃是一脉相承，他们拥有同样的经历和习俗，但是朝廷一旦采取这种新得治理模式，那么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治理模式不同，如果西北边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繁荣似锦，那么东突厥旧地的百姓会作何想？当然会非常羡慕，这穷则思变，如何变，他们之间唯一区别在于制度，那么到时都不需要朝廷出声，东突厥的百姓自然会要求朝廷以同样的制度去管理他们。陛下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道、州、县三级官府设置在东突厥旧地，加强对当地的统治。陛下其实可以将微臣的商人条例视作一块敲门砖，用他来敲开胡人的心房，让他们对中原放开怀抱，唯有如此，胡汉才能够融合在一起，从名义到实际，形成一个完整且统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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