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初到日本，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既使是在日本，也能经人转托，交结到不少人，生活衣食不愁，而几个月后，经人引见介绍，和不少革命者相识。
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因为在日本，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结社、发表演说、组织社团，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对此基本不闻不问，还有不少日本政界、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甚至是资助革命者，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到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又知晓中国历史，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因此现在的革命者，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二是由黄兴、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三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
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是有行动，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
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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