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道庸担忧的问题不久就有了答案，就在袁世凯请训出京的四日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按照西洋历计算，则是月6日，清廷正式颁布了《厘定官制谕》，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仍然渺无踪经，军机处依然留存，而六部不过是改了个名字，除将工部与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又额外‘弄’出了一个邮传部外，其余均是换汤不换‘药’。,nbsp;。
从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新官制出台，大清的立宪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终于将自己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如果说先前十二年的立宪预备期还没有完全抹杀人的希望，那么这套可笑的新官制则彻底将满清皇族的狼子野心昭示于众，从此天下的立宪派几乎全都死了心，彻底改投到孙文‘门’下，变成了彻头彻尾地革命党，谢怀昌或许也是其中一个。
然而对谢道庸来说，这个侄儿的政治立场还不是他急需考虑的问题，作为庆王与袁世凯一派的官员，瞿鸿将他调离了外务部，放到新成立的邮传部去做了个电政郎中，这似乎是在提拔他，可倘若从日后邮传部在短短六年里换了十三位尚书的情形来看，这分明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这频繁易主的六年开始之前，谢道庸已经有所预料。
他没有更好地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只能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放在衙‘门’里然而这十二分‘精’力却不是为了更好地办实事，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身家安全。当一个王朝走到末路的时候，总有其非亡不可的理由，前明的崇祯帝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哀叹。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倘若将谢道庸和载泽这一批臣子放在励‘精’图治的崇祯帝手下，那或许情形又会大不相同，就像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评价李鸿章时说的那样，将李鸿章放在日本，必定做的比伊藤好，而若将伊藤放在中国，却必然不会比李鸿章做的更好。
新官制给谢府这个放在京城毫不起眼的府邸带来了悄无声息的影响，谢道庸开始变得沉默，再也不对当下的时局发表什么看法，偶尔与谢怀昌相对谈天，也总是赞同他的意见。而谢怀昌则是彻底对大清死了心，在他还没有真正见识革命党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党毕竟中国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婉澜在陈暨下班的时候去康利洋行寻他，两个人再一同走去使馆区的一家法国餐厅吃晚餐，婉澜穿了一身洋装，又将自己打扮成“假洋人”，因为只有这样，当她将手挽在陈暨臂弯里的时候，才没有周遭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厘定官制谕，是陈暨先起的头，他告诉婉澜：“倘若谢大人在邮传部有什么难处，而我又能帮上忙，请不要客气。”
婉澜奇道：“你能帮上什么忙？”
陈暨笑了笑：“衙‘门’的事情我当然什么都帮不上，可如果是叔父自己的事情，而他又恰巧需要一些枪支弹‘药’来护院的话，我倒是可以贡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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