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班牙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主动招惹海汉的举动，但他们在台湾建立据点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原罪，而且海汉的中远期目标之一是要控制整个南海，西班牙人迟早也会站到海汉的对立面上。双方的交手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钱天敦就打算先拿台湾岛上的西班牙据点来练练手。当然这些深层的目的，钱天敦是不会主动披露出来的，哪怕陈一鑫同样也是军方的人，钱天敦也没打算要主动告知他。如果陈一鑫日后自行悟出其中的真相，那就另说了。
如果说圣多明哥城仅靠战舰就能实现火力压制，那么钱天敦的确是有打算过快速拿下淡水然后突击鸡笼港的作战方案，但陈一鑫的侦察结果给这个方案泼了一盆冷水，当地的环境显然并不适合直接用舰炮轰城这样简单粗暴的作战方式。特战营想要攻下当地的西班牙据点，较为稳妥的办法还是围城打援，通过切断补给线向据点内的西班牙人施加压力。不到万不得已，钱天敦并不想让步兵去冲击这个配备有不少火炮的据点，即便要强攻也得等到己方的重型装备投放到战线上再说。
但这点小小的困难并不会让钱天敦打消对台北动手的念头，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得到执委会和军委的许可。在陈一鑫汇报完侦察所得，返回高雄港当天，钱天敦就拟了一篇长电文发回三亚，提出了攻打台北地区的建议，并附上了大致的作战计划。
“去年十月才跟荷兰人交过手，这才过去多久，高雄港刚刚开始动工，他就又闲不住了。我不是反对通过战争来实现对外扩张，但这发动战争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这个提议在执委会上讨论的时候，毫无意外地遭受了质疑。反对派所倡导的通过经济、文化等手段来实现对外扩张，实际上跟军事扩张并不是完全矛盾的路线，相反两者一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如果涉及到临时增加军费开支，或者是扩编军队规模，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
“我纠正一下，去年十月我们并没有跟荷兰人交手，只是让舰队在大员港门口路过了两次而已。”颜楚杰当然不会坐视会场上只有反对派的声音存在，立刻就出声回应：“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上次民团军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是去年五月的澎湖战役。那次作战的经过，在座各位都听过报告了，战斗强度并不算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个月的时间，部队休整这么长的时间也基本足够了，这种频率难道也算高？如果有谁失忆了可以去翻翻档案，回想一下我们来到这里头三年里打了多少仗，平均几个月打一次，再跟现在的状况做下对比。”
从1627年至1629年期间，的确是海汉穿越后战事最为频繁的一段时期。尽管当时海汉民团的规模十分有限，但作战的频率却是高得惊人。仅以1628年为例，年初援越行动开始，民团出征安南协助北越朝廷作战；5月民团军在广东接连进行了李家庄、担杆岛两次作战，歼灭当地的流寇和海盗；8月又出击南越，攻打会安港；9月协同北越军攻打争江横山防线，北越朝廷终于开始在安南南北之争中占据上风；12月民团海军在珠江口与刘香的武装船队交战，并打败对方使其直接放弃了十八芝在广东海岸的势力范围。
这样的作战密度，在回过头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不免让人叹为观止，而正是当时密集的作战频率，使得海汉，在广东珠江口和安南南部拥有了几处绝佳的锚地，为之后的南下北上扩张计划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而从1631年石碌苦役营暴动之后至今，军方唯一执行的大型作战任务就是澎湖战役了。但正如颜楚杰所说的那样，这场战役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海汉民团精锐尽出，结果十八芝二话不说就逃跑，民团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就攻克了被对手放弃的澎湖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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