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辽军南下。“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当时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应付辽国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
只有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准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宋真宗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杀头。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陛下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寇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宋真宗的影响，寇准把他从宋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准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
同时寇准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宋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
寇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青状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准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三十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首辅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宋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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