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乔英华连忙诉苦：“可是您知道，溥YI先生最后是接受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改造，成了一位好同志、好公民。他是得到了救赎的，你们无视这个结局，非要写成悲剧，这不是抹黑了我们的伟大感化吗！”
顾骜示意双方都静一静：“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们对于剧情的故事主体、沿着自传原著《我的前半生》演绎，没有分歧？分歧只是在于最终的结局定性、是悲剧还是喜剧、主角是否悔改和救赎？”
贝托鲁奇第一个答应：“是的，因为《我的前半生》并没有提到这一部分，我觉得我可以合理艺术演绎，毕竟这属于陛下的后半生。”
顾骜听了，微微有些纳闷，因为他依稀记得，历史上那部《末代皇帝》最后拍出来，貌似并不能算“处处透着无奈的悲剧”，最后溥YI确实是被改造救赎了。
可为什么如今这个贝托鲁奇却坚持不愿意体现救赎主题呢？
他似乎提到了，不够迎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顾骜深思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首先，贝托鲁奇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就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就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比之下，奥斯卡就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上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就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上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奇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就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上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文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奇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就都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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