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先生,对于红牛的牌子,我从中国队世界杯出线就有关注过。前天接到袁主任的通知后,我又研究了两个通宵。我觉得,红牛改换包装或许在外国是有道理的,但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市场。”
宗卿厚知道这是自己唯一表现的机会,抖擞精神合盘托出。
“说下去。”
宗卿厚感受到了鼓励,一鼓作气说完:“我过年的时候,在药店看见过玻璃瓶的红牛,供货量很少,我买了一瓶。第二次再去时就没了,应该是卖完了。那么小一瓶糖浆,在中国的零售价是1块钱人民币1瓶。
我不知道外地的平均工资怎么样,但我们钱塘这边,国企刚转正的二级工人工资,今年才48块。1瓶1块钱的红牛,已经相当于单职工家庭1天的伙食费了。您觉得这么贵的价格,如果当成饮料卖,谁会舍得买呢?
但是,装在跟治咳嗽的蜜炼枇杷膏一样的长方体棕色玻璃瓶里,效果就不一样了。人们会觉得这是药,是治病的,或者至少也算是滋补的。人们为了治病强生,花相当于家里一天伙食费的钱去买一瓶,就有可能了。
尤其是我看了电视上的采访,有国家队主力前锋古广明、容志行、沈祥福亲口说,他们喝了之后,跟新西兰那场附加赛,下半场奔跑耐力比前两轮明显好了。
所以过年前那天,我自己买了一瓶后,就守在那儿问其他买的人。他们都是家里有孩子今年要高考、或者有孩子小学毕业要选拔体校,所以才忍痛掏这个钱。谁肯舍得为了好喝或者刺激才喝啊。”
他絮絮叨叨说到这儿,看顾骜始终没有叫停的意思。
但他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只能让场面陷入冷场。
顾骜其实是陷入了沉思。
他太相信穿越者的先知先觉了。而且,他也一直知道,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民间疾苦”。
前世他物质上没吃过苦,那就不用说了。即使穿越到了这个时代,他的日子横向对比也一直是不错的——这个世界上,比普通国企工人家庭还穷的存在,还有很多呢,顾骜根本没见过。内地有些偏远省份,也比钱塘要贫穷些,顾骜也见都没见过。
这是他指导行动的最大局限性。
确实,如果是跟另一个时空那样,80年代末才让红牛进入中国,肯定是易拉罐那种新潮的包装才最好卖,也便于扩大生产。
但是,顾骜把这个进程提前了6年。
这里面就有很大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物价,在84~85,87~88,是经过两**涨的。倒不是说当时经济不好才通胀,而是因为票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过程中,必然会有阵痛——一样样东西从凭票供应,变成敞开了卖,那肯定会造成哄抢和价格上涨。
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是3年物价翻一倍。
82年的物价,只有88年的四分之一。
同期,东南亚的经济和物价基本上没什么波动。82年卖五铢钱的200毫升玻璃瓶红牛,88年还是卖五铢钱。
这就导致,在人民购买力承受方面,显得82年中国的红牛,陡然比另一个时空刚进入中国时,贵了四倍。
这种情况下,还当饮料卖谁喝得起啊。
只能当补品卖了。
而补品就不需要新潮的包装了,有时候就是要低调古朴一点,跟药品近似,这才给人一种舍得花钱的心理暗示:这是药,治病的,再贵也值得。
没想到区区一个小学校办工厂的职员,竟然还是挺有眼光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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