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里，东一处西一处的堆积着二十几口银箱，里面尽数都是用红色桑皮纸包裹好的一卷一卷的银元。
“伯爷，您放心！别的营头怎么干，咱们管不着也不相干。但是咱们这些人，都是跟着您从山东一路杀过来的。那些狗皮倒灶的吃空饷喝兵血的事情，咱们是不屑的干！每次皇上关饷，咱们都是如数点名发放，从来不克扣兄弟们的军饷。”
“您就只管下令，是不是要咱们护送皇上南下巡幸江南？”
乱哄哄的，军官们的说话声将城楼变成了菜市场。
“我们可都听说，南军派来迎接皇上南下的使者已经到了天津，就等着皇上出京城呢！”
这话倒也是不错，奉了李守汉的命令北上应变的特使李沛霆，早已抵达了天津。但是，却也是只到了天津，再往前就说什么也不肯走了。只是命人写了书信奏疏，送往京城，请崇祯皇帝出京奔天津，“臣以备好大小海船数十，一俟圣驾莅临便可扬帆南下留都。”
这些消息，都通过了王承恩、王德化的渠道送到了崇祯面前。可惜的是，内阁却依旧不肯让崇祯出京。倒是极力主张太子和几位皇子可以出京到天津去。同时，更是以皇帝崇祯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明告天下宗室，可以放弃封藩之地到南京去。
而崇祯皇帝本人却只能在敌军即将兵临城下之际，继续与这些内阁大臣们大打嘴皮官司。为了防备万一，他将手中最后一点精锐，花费了他数百万军饷钱粮打造出的京营新军调到了北京城通往东南方向的朝阳门一线，随时准备出城而走。
但是，似乎皇帝、内阁、与已经被简化为南军的李守汉之间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
皇帝崇祯接受了李守汉的建议，准备南下留都再图中兴大明。而内阁却以京师不能无人为由，要求皇帝择人留守，指定好安排是谁来干这个有死无生，要么就要替无数人背黑锅的差事。可是，皇帝崇祯却是又不肯按照内阁的意思办，不打算让太子们先到南京去，同时，安排几个留守京师的人选却被内阁以品行、才干、魄力甚至是身体不好为由统统的否决了。见皇帝迟迟不出京师，作为接应皇上南下的李沛霆，便又是一道道的题本书信的请求皇帝火速出京。于是，又是一轮无休无止的扯皮开始。
“陛下不妨暂且放弃京城，令百官随驾出行。臣奉令北上接应陛下，定然求得万全之计。”在最近的一份奏疏当中，李沛霆更是声泪俱下的要求皇帝崇祯不妨和朝廷百官一道走。但是，当崇祯如同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将这份奏疏传示诸位大臣的时候，却不料被人反唇相讥。
“他李守汉若是当真忠心为国，为何到了此时却依旧无一兵一卒前来救援京师？却只是派一白衣说客抵达天津不停的在那里摇唇鼓舌，蛊惑陛下南巡，此意何在？！须知！自成祖以来陛下的历代祖宗陵墓在京师，宗庙宫室在京师。一旦离开京城，陛下何以成为陛下？！陛下难道当真愿意做为他人摆弄于手掌心里的汉献帝、唐僖宗吗？”
这话，可谓是毒汁四溅，句句诛心。
“臣附议！梁国公远在南方一时远水难解近火倒也是有些推脱之词。陛下旨意令李华宇兴师北上，他近在咫尺，可是，到了今日山东兵马尚未出德州！其人其心，已经是昭然若揭！”
“正是！这对父子便是神奸巨恶。顺贼刘芳亮所部出太行，肆虐畿南各地，大名、真定、保定先后被其骚扰，李华宇便驻军在彰德府、怀庆府一带，坐视顺贼肆虐而不管不顾！以山东军马之战力，他若是趁顺贼渠魁刘芳亮出太行各口时迎头痛击，何至于有畿南各府的失陷贼手！何至于有京师被围之窘境！”
早就悄悄的将家眷、细软能够搬运走的都弄走了，不能搬走的也紧锣密鼓的在府中挖地窖准备藏起来的各位大臣们，在朝堂上却是孜孜不倦的一副与李家父子这对祸国殃民的奸佞不共戴天的气势。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他们的家眷此时都已经在松江府、杭州府等处优哉游哉的。
崇祯见这群人仍旧是这般嘴脸，只觉愤懑之气充盈体内，似乎五脏六腑都要烧成焦炭，他差点要猛咳出血，最后又强自忍住。自从李自成东渡黄河征伐山西以来，连日来崇祯皇帝便是食不下咽，夜不成寐，不但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昏目眩，身体难以支撑。但是眼看着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下去对国运撒手不管，否则，那就当真是无法在九泉之下面见列祖列宗了。
“朕不能倒下，朕还要撑下去！宁远伯，不，梁国公是朕的股肱之臣。他便是有些私心，也比这些禄蠹强上百倍！”一面强自支撑着自己，一面在心中默默的念诵着。
崇祯对眼前这些大臣们的内心想法也是能够猜度出几分的。他们不把他这个明廷皇帝绑起来献到李自成马前便已经是天高地厚的恩义了！之所以几次三番拦阻崇祯不令他南下，若是说他们内心没有打算在新主面前献媚表功的想法，那才是见了鬼了！
“哼！尔等想学李景隆，朕却不是建文帝！”
那李景隆是曹国公李文忠的儿子，论起来，也是太子朱标的表弟，建文帝的表叔，他本是建文帝心腹，深受亲近信任。建文帝继位后不久，周王朱橚被告发谋反。建文帝派李景隆以备边为名前往开封，包围周王府，将周王全家押回南京，废为庶人。也算是协助朱允炆削藩的得力助手。不久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败长兴侯耿炳文。黄子澄向建文帝推荐李景隆，建议让他接替耿炳文。八月，建文帝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让他率五十万大军北伐，并亲自在江边饯行，行“捧毂推轮”之礼，赐“便宜行事”之权。这种恩遇、权力、信任，在明朝开国以来也是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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