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那些蒙古人一路从根河、斡难河冲杀出来，只凭着刀枪弓马横扫四方，不过数十年，不要说蒙古各部了，便是孛儿只斤家自己人，也是分崩离析。信了阿拉的砍死拜菩萨的，读儒家经书的把信十字架的烧死。到现在你看，当年的孛儿只斤家族还有谁？与咱们隔海相望的莫卧儿算是他们家的远亲，还有在乌斯藏与你三弟对峙的那些蒙古人。这便是没有了自己根的下场！”
李守汉可是不想告诉儿子，全世界的华人所到之处都能保持着文化传统，只有在暹罗被当地人同化。他可不想让自己数十年来的心血所在，过了百余年后变成了弯月星星和十字架、佛祖争夺的战场。这里可以有所有的神灵，但是，必须在世俗政权的统治下！
父子俩在签押房内说了一会家常话，不知不觉中，李华宝已经悄悄的改变了看法，中原和江南便是再难十倍，也要把它拿下来！
但是，在拿下中原和江南之前，必须要把那群碍手碍脚的苍蝇一一清理干净。
“父帅，这些是内阁首辅马大人那里转过来的公文，请父帅拿个主意。”李华宝将马士英签阅过的公文从签押房外的桌案上搬了进来，一一向李守汉汇报。
这些公文，大多数是来自于负责顺案的右副都御史阮大铖和负责江南各地催缴清理亏欠钱粮的巡察御史査继佐两人衙门。
阮大铖所负责的顺案，同历史上的情况大为不同，已经不仅仅是原先顺案的范围，在李守汉看来，几乎是将明朝立国之初的胡惟庸案进行了复制，同明末清初的几个大案相比，大约等同于顺案加“通海案”的规模。
所谓的通海，是清初政府指与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郑芝龙等部相联系、勾结之意。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由崇明进长江，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会师，六月八日至丹徒，十三日至焦山，直捣瓜州，一时间东南震动。
明室遗民暗中接应，准备恢复明室。金坛县令任体坤谎称金坛士民造反纳降，溧阳抚臣信以为真。七月二十四日郑成功兵败镇江、瓜州，乘船远去台湾。
后清廷以“通海”论处，下令追查，株连甚广。任体坤与王重、袁大受利用这次机会诬陷蔡默、于厚、周生等十名儒生及其他仇人，共列具了38人黑名单，又金坛诬告富绅于元凯。计六奇《明季南略》载：“金坛因海寇一案，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
如今李守汉与马士英大力支持与东林有刻骨仇恨的阮大铖来专门办理此案，阮大铖又岂能放过那些降顺闯逆的奸臣贼子，与这些奸臣贼子有关联之人？
首先开刀的便是那位周钟。《劝进表》、《下江南策》等文章便是铁证，令朝野大为哗然，无不痛斥周钟之大逆。无人肯为周钟说情，也无人敢为周钟说情。
“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骤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
与周钟有关系的周镳、雷演祚等人也是被明令逮捕下狱。“此系逆党，不得姑息。”
按照周钟的案情，他自然是可以享受到绑缚起来，押到十字街头，好一点的话挨上一刀，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凌迟处死的待遇。但是，周镳和与周家有关联的人便不好这么处理了。
朝野之中，与周镳有些香火之情的东林诸君子、大臣们一直明里暗里的周旋，试图救出周镳一条命来，少株连些人，为江南士林保留一份元气。
“周钟被押赴刑场斩首时，还在不住的叫嚣，说什么‘杀我，天下遂太平乎！？’依旧是冥顽不灵，不肯认罪伏法。江南之人也有不少人为周镳说情。”马士英在公文的呈签条上书写了密密麻麻的小楷，把自己内心的恼火之处一一说出。
“哼！大明朝廷有今日，便是该杀的人不杀，反而罗列朝堂，不该死的人死得漫山遍野。才有了今日之难！”李守汉把请旨杀周钟、雷演祚等人的呈文丢到了一旁。
以周钟的罪行、周镳的表现，按照大明律，他们周家诛九族都符合标准了。但是，东林的特点就是，不论是非，只分党派。凡是我东林一脉的，对的便是对的，错了也是对的。如果你说是错的，那就一定是体制和法律的问题！
在历史上，周镳被赐自尽。临死前，他和雷演祚乃各作家书，互书“先帝遗臣”于腹上，然后上吊投缳而死。在遗嘱里还腆着脸遗命勿葬，“如伍于胥抉目事，置棺雨花台侧。”把自己比成伍子胥，要看着江北的兵马打进南京城来。这不是公然诅咒又是什么？
而且，那位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一面剃了头冒充大明遗民，一面让他的弟子组织编写官修明史，然后还在那里放冷箭，为周镳等人的死叫屈鸣不平。在他的《感旧》一诗中说：“南都防乱急鸱枭，余亦连章祸自邀。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公然把周镳的被杀与明朝的这半壁江山灭亡联系起来。
马士英之所以将这份杀周镳、雷演祚二人的呈文送到李守汉面前，便是请他为自己撑腰的缘故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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