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车之鉴，某太子在关乎帝国经济的货币问题上，就变得审慎许多，现阶段稳扎稳打是最明智的战略。
自己乘坐的小船好不容易在惊涛巨浪里苟活着，万一得瑟大劲儿了，再被辫子给戳破了，那就废废了，只有喂鱼斯密大的下场了。
通过海外贸易来获得收入便会涉及到出口与海税，某太子对自己的产品是由绝对的信心的，但刚刚与郑老屁夯实了友谊，不能在这个时候提有损对方利益的事情。
郑氏不但是东亚水域最大的贸易团伙，还控制着福健、浙茳乃至广岽的沿海地带，尤其是各个主要港口与码头，一半以上都是由郑氏的商船。
这时候提出让对方多缴海税，无疑会让双方都很尴尬，真要按照两成税率来缴税的话，郑芝龙每年都要上缴朝廷不下五十万两银子。
然后朝廷再把这笔银子用来雇佣郑氏舰船去消灭荷兰人、运输稻米与藩国子珉等事情上，只怕五十万两银子都打不住。
与其那样，还不如避重就轻，谈点让大家都开心的事情呢，不然没有郑氏的同意，朝廷新公布的海税政令就是一纸空文而已。
目前，朝廷根本就收不上来海税，郑氏集团就是挂羊头的大明海关，凡是出海的商船都要向郑氏缴税，不然就等着被扣船乃至击沉吧。
朝廷征收海税就是在向郑氏要钱，而在海防与海运这两大领域，朝廷又不得不依赖强大的郑氏，所以海税本身就是与朝廷的既定战略相冲突的。
哪怕已经公布，眼下也不可能实施，不但不能向郑氏收税，还要为其开具一张免税政令，因为眼下的郑氏就是朝廷惹不起还要有求的主。
由于用过多种手段，国库已经充实起来，征收海税的条件尚不具备，朝廷暂时也没那个能力来征收，海税就可以暂且搁置起来了。
在抵御东虏、赈济灾珉、剿灭流寇、移藩海外等诸多问题面前，征收海税的事情就要靠后站了，必须分清主次、轻重、先后顺序，才能逐一解决问题。
所以在郑芝龙逗留京城期间，某太子对于近乎飘渺状态的海税事情只字未提，一切可供讨论的内容都以当下双方的既得利益为主。
让郑氏为朝廷卖命，就要让郑老屁知道能得到极大的好处，某太子不但不会向其伸手要钱，还要主动送他一大笔钱。
与倭国的白糖买卖便价值不下一百万两银子，这部分都是郑家的净赚，也无需缴税，他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假设郑氏每年向倭国运输一万吨白糖，每斤综合利润仅为五分银子，那总利润也有八十万两之巨，这还是最为保守的估计，一般来说，都会达到百万两左右。
很显然郑芝龙早在心里已算得了自己所能捞到的巨额收益，所以才会将从南洋买米、向北方运人、调集舰队去打荷兰人的差事一并揽下。
收拾掉荷兰人之后，郑氏便能独霸倭国的糖类市场了，因为早在十五年之前，倭国便与西班牙帝国断交了。
今后德川将军发放给外国海商的特许贸易手令，都会落到郑氏手中，郑氏将会垄断对倭国的进出口贸易，每年所收获的总利润不会低于三百万两。
毫不夸张地说，凭借强大海外贸易实力，郑氏集团的年收益已经达到万历时期大明岁入的水准，甚至更高一些。
如果可以有两种版图选择，一种是大清全盛时期的版图，另一种是明末的版图加上东南亚的话，某太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因为这样一来，首先，粮食供给就保证了。其次，海外贸易能够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太仓有了银子，就能供养起一支规模庞大的野战部队了。
控制了东南亚就意味着明廷的岁入很容易达到三四千万两之巨，每年拿出两千万两银子作为军费，那么一切敌寇便荡然无存了。
至于大清那时候的西域与檬古，不通过联姻的方式根本就控制不住，该反还得反，而大明引以为傲的战略就是不联姻，那就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岛屿众多的东南亚地区就更容易被朝廷控制了，只要强大的舰队一到，土着反贼就直接被拍死了，甚至是一支分舰队都能让土着们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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