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宪认为农乃民之本，无农则珉心不稳，从而陡生诸多祸乱，若是再发生类似河南与陕西等地的珉变之状，则朝廷又要耗费极大的银两加以镇抚戡乱。从理论上倒是没什么大错，只不过他这种想法已经不适合明末小冰河时期的极端气候了，必须因地制宜。
朱慈烺知道刘尚书的担忧，但这时候可不能把实情一并道出，如果直接说无来五年，山东都会一直处于这个糟烂状态，年年大旱，庄稼绝收，这消息一旦被传扬出去，外面非得疯了不可。老百姓要是知道这消息，要么逃亡，要么作乱，只能二选一，没别的路可走。
“迁徙筑城一事，乃国之大策，诸位爱卿大可集思广益，畅所欲言，若是口误，本宫亦不会责怪！”
作为太子，朱慈烺也不能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工部大概就这个婉拒的态度了，再征询他们的意见就只能得到一大团带着口臭味道的二氧化碳。
还得先把承诺放在前头，免得朝臣们又会觉得自己在给他们这群老东西下套，一个个都畏首畏尾，投鼠忌器，生怕被坑到，以致荫沟翻船。
一直在充当现场观众的孙传庭见到太子还在寻求帮手，想到自己昨日受到的款待，心存感激，便出列疏言：“启禀太子殿下，微臣以为迁徙筑城，其一可以工代赈，其二可集中固守，以阻敌军在秋收时节长驱直入，烧杀抢掠，乃至将百姓劫掠至关外！”
这本意是好的，但最后一句却捅了马蜂窝，不啻于在暗示明军已无力阻止清军入关四处烧杀抢掠，这是“铁骨铮铮”的文臣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
尤其是今年正月这次入关攻击，清军大队人马自北向南，绕过畿辅地区，直插中原，尽管明君拒城守御死战，清军仍旧攻陷城池数十座，连战连捷。
深入关内二千里，攻占一府、三州、五十五县，可谓如入无人之境，战至开春才大摇大摆北归退至关外，百姓因此导致的财产损失无可估量。
要不是在督师卢象升在巨鹿贾庄战死沙场，都得被朝臣们，尤其是如梗在喉的杨嗣昌疏言，作为如此大败的头号替罪羊，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果不其然，内阁次辅陈演对这种公然怯战之举极其愤慨，出列言辞犀利地抨击道：“孙武卫所言差矣，我泱泱大明，带甲百万，血战二十载，亦未言败求和。今肆虐流寇业已平定，中原、西北大为安稳，官军正应出关挺进，收复辽东失地之时，为何恐惧关外之劣敌？莫非孙武卫早已被东虏吓得魂飞魄散不成？”
明末的士大夫们气结甚高，以与清军言和为国耻，虽有叛国投敌之徒，可更多的士大夫们仍在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抗清，最终舍生取义者不在少数。
莫说一个常年在外统兵打仗的督师，就算皇帝露出些许言和之意，他们都敢硬怼回去。只不过这些我行我素的外行，面对清军的地毯式扫荡，所组织的抵抗并没有什么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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