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皇帝尊谥,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庙号这个礼制,其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
中间华夏也曾出现过不少圣贤之君,做到了天下大治,可从来没有过哪位君王,是以“神”为号的。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这个字,按照庄子的解释,是“妙万物以为言”,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万物的代言者,方可称为“神”。
哪怕圣贤之君,都极难做到能够与这个号相称。
这或者就是上苍属意,特别留给我们大行皇帝专用的吧?
历史上称赞尧帝,是既神且圣,乃武乃文。
神、圣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为天下树明了道德;
文、武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使天下臻达了大治。
(因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这几点),所以他的尊谥,是来自上天的赐赠!
……
己酉,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
刘挚上台第一件事,就是闹着人数太少,权力不够:“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侍御史、两殿中,法得言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所贵共尽忠力,交辅圣政。”
苏油和章惇立刻狙击,刘挚此论,大违先帝遗意。
先帝元丰改制,第一件事就是台谏分立,御史台掌察事,谏院掌谏事。
明确责任,便利施行。
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加上电报来得快,造成信件积压,谏院增员,理所应当。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尽可上言,故六察御史,本就包括在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御史言事归言事,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义务劳动”,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
因此御史因“察人不谨”而要承担的责任,不能因“谏事风闻”而得免,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
高滔滔认为有理,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待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以扩大谏院人数。
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察案如果弹人,需要有确实证据,承担后果;只有补阙朝政,言事方可以“风闻”。
戊午,召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
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大苏的升官途径,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吕公著、苏油。
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也就是说,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
于是苏油上书,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
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苏轼人才难得。
蜚声国际,四海内外皆称夫子,各国使节入京,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
当年制科结束,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
让其入朝问对,之后或列台谏,或直国史,或掌制诰,这么多位置,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以苏轼的文才,这些工作,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
没有,的确是没有。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
九月,从南到北,大宋各路开始收纳粮储,大宋的重点再次转到了实务上来,毕竟秋收工作是农耕国家每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个丰年,收得苏油心惊胆战。
连续四年大丰收,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唯独苏油不一样。
他只觉得大灾的脚步,好像越来越近了。
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却是料理好辽国来的那帮子。
苏油级别太高,前期磋商接触根本不用出面,老族兄反倒成了给他打下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