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省总督熊文灿、陕西巡抚孙传庭、山海关总兵吴襄的奏折，我都仔细看过了，且通过兵部，了解了诸多的情况，我代表兵部提出如下的看法。”
“第一，陕西巡抚孙传庭，没有能够保证援军的粮草供应，且在援军遭遇败绩之后，不通过朝廷，不请旨，擅自调动军队，阻拦援军撤离，导致辽东边军军士与陕西镇军士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各有军士伤亡，此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重创了大军的士气，在我大明朝还是第一次，我认为此事必须要严肃处置，以正视听。”
“第二，山海关总兵吴襄，奉旨率领辽东边军驰援中原，剿灭流寇，本应该倾尽全力作战，彻底打败流寇，却在作战失败之后，不思进取，擅自撤离，试图回到山海关，吴襄尽管辩称没有接到五省总督熊文灿以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命令，但此言不可信，且吴襄擅自撤离，没有及时给熊文灿大人禀报，当属临阵脱逃，亦应该予以惩戒。”
“第三，五省总督熊文灿大人，本应运筹帷幄，居中协调，让驰援陕西的辽东边军与陕西镇的军队协同作战，彻底击溃流寇，但熊大人没有想到这一点，仅仅命令驰援的辽东边军单兵冒进，导致了不熟悉地形的辽东边军惨败，亦有无法推脱的责任。”
“至于说其他的各级官吏，包括未能及时给援军提供粮草的府州县官员，我不一一赘述，陕西各地遭遇灾荒，这些地方官吏已经倾尽全力提供粮草，因得不到巡抚衙门的支持，他们也无可奈何，故而兵部认为不应该处置他们。”
“孙传庭身为陕西巡抚，不思报效皇上和朝廷，且在陕西局势发生巨变之时，推卸责任，将所有过错皆推给山海关总兵吴襄，吴襄本是武将，奉旨驰援中原，剿灭流寇，绝无过问民生事宜之权力，故而在陕西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之中，孙传庭的责任最大。”
“我的建议是，免去孙传庭陕西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锁拿进京，待三司会审之后定罪，免去吴襄山海关总兵之职，着大理寺予以扣眼审讯。”
“驻扎涿州之辽东边军，迅速赶赴河南洛阳，归于五省总督熊文灿指挥。”
“熊文灿大人务必尽心竭力，压制流寇的嚣张气焰，且抓住机会，彻底剿灭流寇，还中原和北方的安宁。”
杨嗣昌是内阁大臣，兼任兵部尚书，深得皇上信任，朝中军事部署的事宜，皇上几乎都是询问杨嗣昌最终做出决定，尽管杨嗣昌提出的建议，牵涉到吏部管辖的事宜，但诸多的内阁大臣、包括内阁首辅刘宇亮不会反对。
众人都很清楚，皇上正处于盛怒之中，必须有人出来为陕西的恶劣局势负责。
孙传庭身为陕西巡抚，当仁不让。
至于说陕西局势恶劣的真正原因，以及李自成及其麾下流寇迅速壮大的事实，倒不是那么重要了，反正流寇作乱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了。
内阁基本统一了意见，基本就是杨嗣昌提出的诸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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