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后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单从这句话来看，虽然失之偏颇，需知实践也是需要理论去支持的，但总得看来倒也有几分道理，只是胡适的观点依旧落在研究上，而没有落到实践，这也是文人的通病，你让他们指点江山，那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让他们干点实事那就难了。
就好比胡适吧，博士学位拿了一大堆，写了一大堆书，听起来似乎挺厉害的，可以你要问他真正干过什么对国家有益的实事，那还真不好说。
如今的医学界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喊着废除中医的人很多，实际关心普通老百姓医疗健康问题的则是少之又少，沈隆懒得和他们打笔仗，有上次那篇演说稿已经足够了，接下来几年功夫，他就一直专心于手头的几件事。
在国立京城医学专门学校认真上课，认真当好校长；在定县和京城的卫生事务所，认真进行关于公共卫生的探索，不断撰写论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来关注中国中下阶层的医疗卫生问题。
当好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和中华医学会京城分会的分会长，组织同行交流，扩大会员人数，促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伍连德等人一起办好《中华医学杂志》，挑选出高质量的论文进行刊登，选拔优秀人才。
在这几年时间里，中国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北洋当局对医学考试做了规定，洛克菲勒基金会几次来华考察，他们研究该如何对中国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投资，目前已经筹划以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为蓝本，在中国建设一座世界一流的医院了。
这就是日后的协和医院，从1916到1947年32年间，为了维持这座亚洲第一流的医科大学共投入了44652490美元；自那以后，协和医院见证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
在建国期间，中国12个医学院的领导都是从协和毕业的，8个研究所中有6个是协和出来的，中华医学院的骨干大部分来自协和，《中华医学杂志》26个编委，其中有19人来自协和，1965年当选的9名生物医学院士中，有7名是协和人。
此后，协和医院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医学大家，在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不过沈隆并不担心协和医院会对自己的学校产生冲击，协和医院走的是精英路线，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密仪器，实验器材，甚至马桶、门锁、地板等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而且当时协和医学院内部的所有耗材几乎都要从美国进口，教师也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大师。哈佛、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教授都是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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