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在政事堂草拟，在皇帝那里盖印章，又到政事堂审核，接着立马发给了司马光。
司马光看到圣旨，人都傻了，忽然要拿富弼下狱受审，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马去拿人，而是立马去见皇帝，他要搞清楚所有的事情原委，甚至他还觉得其中肯定要问题，有去做一番据理力争的意思。
也是这大宋朝，没有这么办事的，忽然就要拿平章事下狱，这也太侮辱人格了，何况还是三朝老臣，再怎么样也不至于那人蹲大狱……
甘奇显然也知道司马光会必然会先去见皇帝，所以他倒也直接又入了宫，等着司马光来。
因为拿人虽然简单，但是这件事情，却必须司马光去做，这其中的门道，甘奇是想得清清楚楚。
通敌叛国这种罪名，不能直接出自甘奇之手，必须要御史台来定，不仅要御史台定，还得三堂会审，让所有的御史、刑部以及大理寺的官员好好审个清楚明白，这样就与甘奇没有关系了。
否则这件事情可能会引起一场大乱，文人聚集闹事的事情，并非甘奇的专利，别人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一定不能给出那个借口。
以前的甘奇，属于“弱势群体”，而今的甘奇，属于“强势群体”。随着甘奇一步一步按照心中所想对这个国家进行改革的时候，甘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就会越来越向是一个手握大权的“坏人”。
在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心中，甘奇会成为一个大boss。
所以甘奇要尽量避免自己与其他文人形成太多的对立面。
所以，这就是司马光存在的意义。
司马光，不能倒。
司马光，得一直站着。
甚至甘奇还得尽量维护司马光，让他站得笔直坚挺。
所以，甘奇得忽悠司马光，想尽办法忽悠司马光。
当司马光看到甘奇给出的这些证据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惊骇，而是问甘奇：“甘相是如何获得这些东西的？”
显然，司马光与甘奇，并非一条心，第一反应还是怀疑甘奇的。
这个问题，皇帝赵顼都没有问，司马光还是问了。
甘奇倒也不着急，而是答道：“这些东西并非我得到的，而是京畿的巡防队伍得到的，只是第一时间呈到了枢密院，所以我就得到了。”
司马光还是有疑问：“缘何京畿巡防之人会拦截富相公的亲信？”
甘奇又答：“听那指挥使言，说大半夜的，这一队人，五辆大车，在路上飞奔，看起来就不对劲，拦截一问，说是官家密差，所以那指挥使不明就里，有些不信，上车一看，百多万贯的财物，惊骇不已，就带回军中，那军将不敢随意处置，第二日大早就报到了枢密院。枢密院之人又快马寻我去看，我就把书信打开看了。”
司马光微微点头，觉得这么说也说得过去，又道：“那些人当真都是富相公的亲信？”
甘奇摇着头：“我也不敢确信，这不，叫司马中丞来，就是审理此事的，想来司马中丞必能调查清楚。”
甘奇聪明得紧，他不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些人到底是不是富弼的亲信，御史台大理寺刑部，不可能连这点事情都调查不出来，甘奇也不会再亲自下场去说什么。
一切让别人来，让别人说。
甘奇不会再管了，富弼这一回，管他定个什么罪，反正这些事情的观感在这里，就算定不了富弼通敌卖国，甘奇也不在乎，因为就这件事情的观感，足矣让富弼滚蛋了。
司马光虽然有些信了甘奇的话语，却心中还是留了一手，试探问道：“甘相公可有什么交代下官的吗？”
司马光这话，问得极其高明。他就想看看甘奇有什么交代，如果甘奇交代一定要把富弼严查严办，司马光便会知道其中肯定还有隐秘。
但是甘奇并没有说出要让司马光把富弼严查严办，而是答道：“司马中丞负责此事，我便也无甚交代，此事我只是经手了一下，却也不知其中详细，一切内情，还有待司马中丞去调查个水落石出。真要说起来，我倒是也对富相公通敌叛国之事难以接受，毕竟富相公乃是三朝老臣，在我向来，他应当不至于去做这种事情。唉……”
甘奇说着，还有一些悲伤之感。这种时候，与其去给司马光灌输什么看法，不如让司马光自己去发现。因为此时甘奇越是灌输，司马光反倒越是不信，只待司马光自己去审，自己去猜，猜到什么怀疑，司马光反倒会对自己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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