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知道川上胜吉了。”
程义明冷冷地说道：“他一直都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工，代号是‘毒蝎’，长期在中国进行潜伏，并在燕京大学任教。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他接到新的任务，借口日本国内有事，离开中国，到莫斯科进行潜伏。
当时我奉工农党之命，到莫斯科进行学习，学的主要内容是情报工作。我接触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川上胜吉。他的行踪，被苏俄的政治保卫总局发现，不过在准备抓捕的时候，消息走漏，川上胜吉连夜潜逃。但苏俄还是缴获了一批他仓皇逃窜来不及销毁的文件。
这其中，就有他在中国是如何潜伏的，如何刺探情报的。这些情报，苏俄方面当然不会和国民政府分享了。所以从始至终，国民政府都认为他是一个亲近中国的日本人。甚至，在九·一八事件中，川上胜吉还来了一封所谓的信，得到了委员长的表扬。
这应该是他在为未来的继续潜伏做准备。1931年，我脱离了工农党，33年，我宣誓效忠党国，原本这个川上胜吉我也早就忘了，可是，偏偏他的所谓儿子川上秀喜出现了。我一听他是川上胜吉的儿子，当时就知道，这是一个潜伏间谍！”
孟绍原听到这里哭笑不得。
这川上秀喜也是倒霉催的。
本来川上胜吉在中国精心伪装了那么多年，深藏不露，连委员长都夸奖过他，眼下他的“儿子”因为同情中国而叛逃，完全在情理之中。
可而他是，日本人哪里想到，会出现一个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而且还亲自参与了川上胜吉案子的人？
国民政府、工农党、莫斯科，本来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因为一个程义明的出现，而彻底让这个计划暴露。
哪怕是孟绍原，也绝对想不到居然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变化。
老天在亡日本人的这个计划。
“在我知道了日本人的计划后，立刻和周伟龙进行了商议。”程义明继续说道：“我们觉得当场逮捕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不如将计就计，把他给留下来，利用他给日本人发送错误的情报。周伟龙随即又建议，是否可以借助川上秀喜让人潜伏到日本人那里去？
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荣阳，觉得他很合适进行这个计划。我们判断川上秀喜是陆军部的情报人员，和日本陆军情报系统联系，他们不会来绑架川上秀喜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让陈荣阳向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报告，果然，外务省的特务机关一听就如获至宝！”
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在赤木亲之的指挥下，利用陈荣阳提供的情报，外务省的特务机构顺利的找到了川上秀喜的藏身地点，并且绑架了他。
川上秀喜有口难言，他绝对不能泄露这个绝密计划。
在周伟龙和程一鸣的设想里，将来能够再把川上秀喜“救出来”最好，实在救不出来的话，那么也可以让陈荣阳得到日本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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