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天官接替了这一工作，他们记录的不止是五星，还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可梁丘贺和天官、太史们利用五星占和过去的记录，来计算预测五星汇合时间点，却是十数年后，绝非今夜！
萧望之闻言一喜：“或许是任弘指使耿寿昌妄言天象，欲为助力，因为吾等都知道，五星汇聚意味着什么。”
单独一颗星，比如荧惑高升，乃是灾异，秦始皇时便有此天象，意味着兵灾天下大乱。而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
若诸星逆行，儒生肯定欢天喜地地将锅扣在任弘头顶，说他是“荧惑星”了。
可五星同时汇聚，反而是大吉之兆！
早些时候的记载不必多言，就说上一次出现五星出东方时的事罢，那是汉元年十月，汉高祖破武关，一路大胜，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
暴秦的灭亡，大汉的新生，都凝聚在这天象上了，故史书兴奋地记载：“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
从那以后，五星出东方作为大汉开国祥瑞被确定下来：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倘若近期真的出现五星聚于东方，主战一派出兵就板上钉钉，儒生说再说灾异都没用了，萧望之和梁丘贺甚至可能因此而被贬黜，去岭南陪魏相。
可若是反过来，耿寿昌错了，那他们或许能扭转形势！
梁丘贺却没有萧望之这般自信，忧心忡忡，虽说五星见伏有时，所过行盈缩有度，只要知道其运行规律，就能算出五星汇合节点。但亲自参与后，他很清楚，要准确计算究竟有多困难。
尤其是荧惑星，也就是火星有反逆行的情况，最难捉摸。
梁丘贺说起一件事来：“元狩时，卫、霍北征，当时有天官为了讨好孝武，就说五星将于东方汇聚，此乃祥瑞之兆。结果天子等了整整半个月，五星依然散而不聚，大怒之下斩了天官。”
从那以后，甚少有人敢妄言五星之事了，梁丘贺和天官们计算，出入也很大，几种结果偏差了几个月、几年。
那耿寿昌究竟有何依仗，敢将五星汇聚的日子笃定在这几日内呢？
……
预言的第二天，五星又鸽了。
萧望之等人更喜，觉得任弘这次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三天入夜时，未央宫中天官台上，耿寿昌却不慌不忙，他得以在此占据了一角，一边嘀嘀咕咕跟刘更生说着自己的依据，他近期在教刘更生天文。
“太初历用的是邓平之说，而邓平是支持盖天说的。”
“而吾先师落下公主浑天说，落下公传鲜于公（鲜于妄人），鲜于公又传与我。”
“用盖天说算出来的五星周期虽已很精确，但仍有误差。”
用任弘教的符号、小数点来代替汉字，耿寿昌算得太白星会合周期为583.9日，而《五星占》上则是584.4日。镇星会合周期为377日，耿寿昌测值378日。
但天体运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整理五星的运行规律与数据，耗费了耿寿昌整整五年时间，工作之余进行了无数演算，幸好他乃天下第一善算之人，否则也没胆量敢补全北平文侯的《九章算术》。加上任弘提点了一些新的运算方法和公式，让耿寿昌得以事半功倍。
还有一个好东西便是算盘，此物早在任弘让卢九舌帮他经营茶砖、香料买卖时便已做了出来，又于大司农府推行，最终为科学事业做了贡献。
在共和国的困难年代，算盘能协助算出一部分原子弹数据。放在汉朝，交给耿寿昌这样的大能，也能算出行星运行轨道，至于任弘自己嘛……
他可没耿寿昌这本事和毅力，就能算个粮草开销的钱。
五年来，耿寿昌用黄道度量月行发现月行迟疾变化，发明“九道术”，以昼夜漏刻重新测定脚，用昏旦中星法测量冬至点位置。还对先师的“浑天仪”进行了改造，将这些年成果实体化，使人能一目了然，这庞大的仪式已经被搬进了未央宫。
任弘还让耿寿昌给天子讲解了预测的原理——不过皇帝看上去没怎么听懂，非得任弘将耿寿昌满嘴复杂的术语，翻译成简单的科普才行。
为了求保险，他们将时间界限扩大，定在七月下旬，下旬整整十日，今日已是第三天，耿寿昌又算了几遍，基本确定就在今夜了。
可他仍有几分迟疑，曾对任弘道：“若是我算错了呢？岂不是坏了君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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