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左丞并拥有监督、弹劾包括令、仆射在内的“八座”之责。
——“八座”，此称源自秦朝中期。当时秦朝在尚书台内设立了六曹，六曹尚书加上令、仆射各一人，是共八人，而又尚书台尚书郎以上的官吏虽有品级高低之分，但都是必须经由大臣、吏部提名，皇帝批准，而才能得以任免的，令、仆射无权直接干预，即下级并非长吏的参佐、掾属，虽受令的监督，却若同僚，故此乃有“八座”之称，凡有重大的政务，依照惯例，皆是由此八人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决定，是又为“八座议事”。ii
左丞、右丞，分授给了定西的势族子弟。
名为“三省六部”，尚书省下的诸曹在此制中，自然便是六个。
六曹之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
六曹，或言之六部，其下又各分四司。
吏部的四司是吏部司、主爵司、司勋司、考功司；户部的四司是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礼部的四司是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兵部的四司是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等等等等。
六部的主官，称为尚书。
其中，羊馥出任了户部尚书，傅乔出任了礼部尚书，张僧诚出任了兵部尚书。
六部之中，资位最重的吏部尚书一职，莘迩举荐了麴硕的长子麴兰出任。ii
吏部主管官员的升迁事，责在授官，此职是极其清贵的，江左阀族的年轻子弟们，无不以出任吏部为期望，有那族声显赫，家为高门的，如果没有被授为吏部郎，即使得了其它较优的“清官”，出於对本人“权益”和家族“声名”的维护，往往也会拒绝不受。
受此影响，定西朝中早先掌管官员选任的职务，也都是由陇州的头等阀族子弟出任的。在此背景下，再加上如果主管选举的官员，家声、个人名望不足的话，定然难以服众这个因素，故是，吏部尚书的这个职务，莘迩在斟酌之后，没有从夹袋中挑人出任，而是授给了麴兰。
把此职授给麴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即是与举张浑出任内史监、举氾丹出任黄门右仆射相同，也是为了“团结大多数”。ii
前世的时候，莘迩读到过一句话，记忆深刻，那话说的是“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莘迩觉得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以前没有运用的机会，现在有了，他当然要把它付诸实践。只要对他不形成严重的威胁，那能用的人，他就争取把之都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即使内部时而会有反对他的声音，总好过做孤家寡人，这，是莘迩现在为政的原则。
六部二十四司，其余两部、二十四司的主吏，有的是冠族子弟，有的是寒门子弟，无论冠族、寒门，不管这些大小主吏们的出身如何，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俱为干吏，都是有实才的。这一点，与定西朝中此前的情况大为不同，与江左一直以来的情况也是截然两类。ii
仍拿江左举例，江左的尚书省，上到尚书令、仆射，下到尚书郎、丞，论以出身，悉为贵族，但彼辈的出身虽好，考以实才，却是大多无有，谈玄说空，头头是道，办理实务，通了九窍，乃至有的人，连公文都看不懂，“望白署空”罢了，尚书省整个的日常行政工作，实际是全靠那二百四五十个多由寒士充任的底层小吏，即“正令史”、“书令史”来运转的。
莘迩对这种情况是深恶痛绝。
特别是日常的工作都由寒士们任劳任怨地去办，结果寒士还被贵族们蔑称为“小人”，动不动就“鞭杖肃督”，真是岂有此理。
国家的高级官吏如果都是这样，还谈何中兴？谈何光复中原？
因是，趁着改制的这个机会，莘迩把不中用的那些官吏全给淘汰了出去，留用於六部二十四司中的，则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些淘汰掉的官吏，倒也没有把他们尽数免官，而是有的下放到了郡县，试着锻炼一下，有的着实是一无用处的，便扔到了史馆、僧司这类的机构。ii
尚书省，亦给以改名，改称为中台。
……
简而言之，现在定西朝中的行政之权，在三省六部制正式施行之后，已经是全部归於其管了。
换言之，就是定西朝中现下的起草诏令、参与决策、管领政务等各项权力，便不再分散於各府，而是分由内史监张浑、内史令羊髦、侍中陈荪、侍中黄荣、中台令麴爽、中台左仆射孙衍、中台右仆射氾丹等数人统一掌领了。
在这数人之上，则是“录尚书事”，或称之为“录中台事”的莘迩。
从跟随令狐逃难，到跟着令狐奉篡位，再到令狐奉死，令狐乐继位，又到而下，尽管时间上看来是只用了短短的数年，然其中的艰难、危险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时至今日，莘迩终是从当年的跟班小臣，成为了定西的最大权臣。ii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桓蒙此时的这封来信，却是被带上了一些不同的色彩。
似可看成是，当此秦、魏、贺浑邪诸方胡族势力混战一团，北国再起战火之际，一个充满野心，望能执掌唐国朝权，以收回北地的江左唐臣后起，与一个刚刚掌握住定西朝政，同样把目光落在关中、中原，以谋光复的陇地唐人权臣之间的一次适时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