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可自治,若民可自治,则庙堂何之?』郑玄皱着眉头,挥动着手臂,强调语气,『庙堂治民,修路架桥,通渠开矿,皆需调度,岂可由民自处?若民以自治,必仅为耕织也!其郡犹能焉?其国可强乎?无庙堂之法,定无百姓之善也!』
『黄老之说,以民自为,以期大治,此乃谬也!大谬也!』郑玄非常严肃的说道,『民之自为,皆出于私也!奈何天下之大公,必损小私是也!如战场之大胜,必有兵卒之伤亡,若以私论,民惧伤亡而不进,恐妻子之无养,如何可胜之?』
『徭役,税赋,征战等等,何有百姓可为之?』郑玄继续说道,『上古之民一日所得,与今可比乎?何也?朝堂固有其弊,然不可因噎废食!道法自然不假,然民自治则不可!』
郑玄说得很严肃,很认真。
他不是愤怒,也不是狡辩,而是真的在和司马徽在探讨。
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
郑玄在早期的学术思想当中,他认为是存在天神的,也认可天子一说。这一点在他还没来长安之前对于《尚书》的注解之中可以见其一斑。而且郑玄还认为五行当有五材,然后有日月五星什么的,然后因为什么政道不通则神怒,神怒则五材失其用,不得用则逆人心,人心逆则为祸乱……
很显然,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通顺,但是并不合理的逻辑。
对于这个逻辑的错误之处,后世里面怕是小学生都能指出来,但是对于汉代的人来说,却很有市场,因为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已经用了三四百年了。想想看后世学阀才用多少年就已经是盘踞着学院顶级的位置,掌控着喉舌,勾结一气排挤旁人,公然造假相互炒作,然后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汉代儒家子弟应该是什么样子?
汉代的这种天人感应,原本只是宣扬君权神授,神化皇帝,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失,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所有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
这其实就已经是有些走回头路了。
刘邦好不容易将权柄从血统『高贵』的旧贵族里面抢过来,结果他孙子又搞了一个天人感应,然后一步步的又还了回去……
但是在郑玄到了长安之后,他因为正经正解的争论和辩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一些经文的注释,开始从原始的天人感应理论当中摆脱出来,逐渐的从唯心走向唯物。
郑玄渐渐的开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示只要按照有序的安排,按照客观规律行事,那么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并且不再特别强调那些什么祥瑞之事。
这样的转变,是因为郑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
郑玄原先在政治立场上,是偏向于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所以郑玄当时非常厌恶袁绍,也不喜欢曹操。
不过现在,郑玄虽然同样也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但是他同样也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是残害百姓的,都是乱世的祸根……
尤其是斐潜在取得了关中稳定之后,并没有大举进攻山东,而是依旧对天子表示遵从,虽然郑玄也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遵从,但也足够让郑玄大感欣慰。
因为郑玄从根本上,还是认同汉室的,他认为作为人臣,至少必须具备三德之一,忠义勇,不可全无,若是全无那就根本不够资格作为一个臣子。所以在郑玄的整体事项理论当中,虽然现在被剔除了谶纬的部分,也不再强调神灵和祥瑞等事,但是在对待君臣关系,治理百姓等制度上,郑玄依旧认为是要严守等级秩序,才可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而对于司马徽来说,他认为斐潜现在做的就很好。
司马徽认可的政治制度和郑玄完全不同。
简单来说,司马徽认为朝堂距离地方太远了,朝堂的责任是只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员即可,但是不应该制定一些没卵用的政策去捆绑各州郡的手脚。
而且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汉代的朝堂么,也确实做得不怎么样……
『庙堂……好好,既然郑公说庙堂,那就说庙堂……』司马徽捋着胡须说道,『昔日孝顺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庙堂何为之?求请太后临朝尔,太后又是何为?诏冀与太傅、太尉参录尚书事。冀身居高位,权掌朝堂,却侈暴滋甚。后孝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而恶语,然朝堂之内大臣何为之?呵呵,任由跋扈进鸩,帝即日崩。』
『后孝桓帝即位,亲宦官而远清流,何也?孝质帝前车之鉴也!』司马徽嗤笑道,『倘若孝质之时,有朝堂大臣勇于任事,除暴降恶,岂有后宦官为祸乎?跋扈故然凶残,然宦官可除之,奈何清流不可为?孝桓帝之后,朝争愈烈,各思私欲,难存公心。此等之庙堂,又有何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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