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运作？”
秦笛竖起三根手指：“三个月后通过法案，但是传导到国内来，恐怕要更长的时间。”
张乃景问：“这消息准不准？万一不准，可能要亏不少钱。”
秦笛笑了笑：“做投资，从来没有100%准确的事。亏了只能怨自己倒霉。”
张乃景打定主意，回去之后，也要卖一部分房产。
因为他对秦笛有信心，如果美国真的通过类似的法案，势必造成白银外流，通货紧缩，房价下跌。卖了换成银元，价格翻一倍；持有房产，则可能亏三成；里外里一比较，差距可就大了。
1934年，是青白党调集百万军队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一年。
大赤党苏区非常艰苦，毕竟敌强我弱，领导又比较混乱，太祖被靠边站，赤俄的手伸得太长，王日月、博果、向忠发这些人脱离中国国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大赤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清先生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
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
第五次“围剿”期间，青白党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后来米谷大将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秦笛知道，自己无力介入这种军国大事，而且大赤军的北征可歌可泣，属于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容不得外力改变它的进程，所以他和晏雪一起，躲到武夷山修炼去了。